港視.毛視.樂視(三)(完)

(樂視剛於今星期把品牌名稱及標誌改掉,從Letv轉成LeEco。)

跟港視和毛視最不同之處,是其龐大的資金支持。樂視的營運預算,從奪得香港未來三年的英超直播權已可見一斑。再加上不斷贊助本地活動,似乎讓港視燒的那三千萬顯得微不足道。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香港寬頻跟樂視合作。只要成功續約使用其寬頻服務的話,便可以免費獲得樂視盒子,並免費觀看某些頻道六至十二個月。區區也因為這渠道才接觸樂視的節目內容。相比起「越獄版」小米盒子,樂視相對穩定得多,內容亦尚算豐富。加上其他買電話送機頂盒、買電腦送機頂盒的推廣,樂視要用銀彈攻勢去擴展滲透率,也不是難事。

不禁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香港寬頻乃王維基的「親生仔」,當年被指「賣仔」套現,去經營香港電視。如今香港寬頻卻夥拍樂視,透過互聯網傳送內容,避開了《廣播條例》規管,毋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牌照。王維基在這事情上,是否對新媒體的認識有不足之處?及後再用1.422億元,向中國移動香港購入流動電視牌照,卻發現制式不能支持高清傳送、也不能用於定點播放,不知道有沒有「為鬥氣而鬥氣」的因素在內?如果王維基當時走了樂視這一條路,情況會否比現在更好(或更壞)呢?

樂視卻有一個先天不足之處,就是其中資背景。雖然比較起其他來到香港發展的中資媒體,樂視算是做得比較好的一家:電視節目的字幕,皆使用繁體字;Facebook專頁上,也有香港人用廣東白話管理和對答;其自家製作的劇集,亦有鄧麗欣、陳小春、應采兒等本地藝人。不過要充塞不同類型的節目,便少不免要選取內地製作的節目。香港人對品牌有慣性的二元對立,一旦被定型,除非發生特定大型事故,否則難以再改變。以Uber為例,一開始的宣傳、優惠,往往因為供不應求,引來很多(潛在)用家的反彈。及後政府高調調查、的士司機又抗議,變成市民心目中跟政府、的士司機的對抗面,才將名聲逆轉。樂視除非能夠有類似的特定事故出現,否則任何芝麻蒜皮的小事,都可以被人扣上「中資」的帽子。

綜合而言,港視的處境最惡劣。缺錢窮技,網購生意看來近亦受到網絡及運送的問題,而不斷受到抨擊。捧了王宗堯、卻去了毛記的分獎典禮;賣了香港寬頻、卻引來樂視打對台。毛記走的路最危險,廣告、內容沒有必勝方程式可言,所以每件事情都須投放大量資源。太走低俗偏鋒、亦會嚇怕觀眾和廣告商。反而像《星期三港案》這類微型節目,找來韋家晴(陳志雲)旁述,探討比較認真的議題,似乎更有潛力。至於樂視,有錢萬事足,不過要改變先入為主的觀念,卻需要長線、穩定的宣傳。既然已有一條預設的半直播頻道,便應該多加製作娛樂、綜藝節目,或直播香港各項盛事。

下半年度,如無意外將會有其他傳統免費電視頻道加入戰團。Cliché 一點說,得益的將會是觀眾。

沒人明白的一帶一路,關香港甚麼事?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及「一帶一路」四十二次之多,似乎比本地經濟、民生、政制議題更為重要。究竟「一帶一路」是甚麼?

「一帶」提指古代絲綢之路途經地所涵蓋的經濟帶,而「一路」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古時沒有海上絲綢之路之說,所以兩條路線可以算得上是勉強堆砌一起的經濟活動倡議。當然,中國政府的如意算盤並不是如此簡單,只為門面口號而堆砌不相干的路線圖。

中國致力跟其他國家發展不同的合作模式,藉此達成不同的政治意圖。中非合作論壇、博鰲亞洲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各有不同的成員國及不同的合作模式。以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為例,葡萄牙、東帝汶、巴西、維德角、幾內亞比索、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跟中國沒有直接地理、政治或經濟關係,但以澳門為引子,將葡語國家聯繫起來,卻也許是連葡萄牙自己也沒有想過的事情。

但為甚麼「一帶一路」到現在為止只有虛名,卻沒有說得出的具體內容呢?

(一)「一帶一路」最路人皆見的目標,是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經濟放緩,對原料、勞動人口等的需求減少,為保持經濟增長,便要另想辦法。國內對基建的需求已經開始飽和,其他已發展國家亦沒有相關需求,剩下來最明確的目標便是中亞、南亞及東歐各國。至於跟「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內城市,也有不少的好處。長三角、珠三角的經濟,近十多年經已非常蓬勃,但內陸城市的發展差距卻跟沿海城市愈來愈大。加上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外省民工的需求減少,二線城市受到的衝擊便更大。但在國家規劃下,總不能每個城市都是人民幣離岸中心、每個城市都是工業重鎮、每個城市都興建廸士尼樂園……所以把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以及內蒙古等加入「一帶一路」,是把國內二線城市連接到國外二線國家的最佳辦法。

(二)把國內的剩餘產能用於國外基建後,就算沒有具影響力的實質運作,也可以大大增加區內的話語讙。「一帶一路」陸路途經格魯吉亞、伊朗、土耳其等,水路途經南亞轉入紅海、於埃及蘇伊士運河轉入地中海。如果此兩路上有中國參與的基建,中國政府於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南中國海、俄羅斯—格魯吉亞等議題上的爭議,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國際舞台上發聲。而受惠於「一帶一路」的其他國家,在不同政治議題上或多或少會接受中國的拉攏。

(三)最後一點,是建立一個可以隔離美國、日本等大國的政治平台。鐵路建設是美國基建上最弱的一環,而中亞跟日本則欠缺地緣政治的先決條件。相比起G20峰會、亞太經合會等,「一帶一路」可算是以中國為首,而不受到美日左右的最大規模國際合作集團。所以有輿論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可見不無道理。至於讓人民幣於區內流通,為開放自由兌換作準備,也很可能是其次要的目標、又或者是「一帶一路」成功的副產品。

換言之,「一帶一路」是為了讓國內二線城市連接到國外二線國家,並同時用以建構新政治平台的一個概括政策。

但問題是:關香港甚麼事?

(一)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內裡明確表明「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將會依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說香港要成為「一帶一路」的集資融資平台,但香港到現時為止仍未加入亞投行。那麼集資融資從何說起?

(二)施政報告又說,香港於商貿物流、專業及基礎設施等領域具有優勢,可以成為主要商貿物流促進平台,以及幫助「一帶一路」營運和管理鐵路、機場、港口、供電、供氣等基建。但國內二線城市正面臨勞動人口過剩的問題,為甚麼「一帶一路」沿途的國家/城市不採用當地的平台和人材,而要到離岸的香港,找工資動輒三四倍的人力資源?

(三)撥款二億元讓本地專業服務業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撥款十億元讓「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建立「一帶一路」辦公室,更是徒具虛名的政策。尤其是讓「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對香港的正面影響極小,反之更似幫助中國用以向「一帶一路」國家獻媚的舉動。

退一萬步而言,香港就算不再是國際大都會,秤起來也算是一線城市。「一帶一路」扣除終站的四個西歐國家,平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概是7,400美元(註)。同期全球平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3,100美元、中國為6,900美元、香港為38,100美元。看來「一帶一路」將從香港獲得的利益,遠比反向的利益為多。國際上的商機無限,單靠低稅率自由貿易港的名銜已經足夠,為甚麼要委身於「一帶一路」?

 

註:包括塔吉克、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蒙古、南韓、俄羅斯、印尼、馬來西亞、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格魯吉亞十三國於2013年的數據(來源:維基百科)。

港視.毛視.樂視(一)

批發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兩年。

香港人的記性不算是特別好。尤其是荒誕事一件接一件的時候,很多東西會不知不覺地被忘掉。獲發牌照的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至今還未開台,兩年前準備就緒的香港電視網絡卻已經轉型成網購公司。政府當年的一意孤行,今天看來更加無理。但此文集中於商業考量的分析。

很多見證過城市電訊和香港寬頻的成功故事的朋友,大多對王維基充滿信心。加上他一副跟政府/無綫打對台的姿態,獲得了不少香港人的支持,我當時也是其中一分子。不過面對港視的轉型,我仍然是抱著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態度。

首先,當年支持香港電視的人(例如Faceboo專頁「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的四十多萬人),有一部份人是為反政府/反一台獨大而支持港視。一個不傾斜建制、不親政府的電視媒體,又能打破慣性收視的壟斷,似乎是市民樂於見到的最佳結果。政府阻撓是意料中事,但轉戰網購平台,卻跟部份支持者的原意有所不同。香港電視行業,於教科書上看是寡頭市場(oligopoly ),但從實際營運上看卻是壟斷市場。網購卻是最普通的競爭市場,傳統轉型的百佳、惠康,亞洲的淘寶、樂天,美國的亞馬遜、eBay,香港人不愁沒有選擇。一個既沒有打破市場壟斷的網上平台、又不是能為市民發聲的傳統媒體,吸引力便相對大打折扣。

但香港電視最大的隱憂,是他們如何用八十年代的營商主意、九十年代的市場策劃、2000年代的資訊科技,去營運2016年的網購平台。香港電視開台初期,除了自家製作的節目之外,其他時間便充斥著「購物節目」,或稱資訊型廣告(infomercials)。根據王維基所述,購物節目於外國流行多時,在香港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購物頻道於歐美日台韓都一直存在,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頭興起過一時。當時的賣點,是打電話即時購物(請緊記那是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而正因為購物的行為實時進行,電視台亦有相關數據,分析節目內容、收視率跟購物行為的關係,即類似今天驅使行動(Call-to-Action)跟轉化率(Conversion Rate)的數據。現今網絡上的大數據盛行,曝光率、滲透度都比電視媒體好,而且網上購物比電話購物方便。王從南韓考察而得到的「購物節目」主意,似乎更適用於大氣電波中的長尾巴(long-tail)。如果一個地區有過百條電視頻道,卻又沒有足夠的劇集放映,購物節目和資訊型廣告便是極低門檻的最佳樁腳。但香港的情況,卻是需要一個實質的電視競爭對手。

九十年代的市場策劃,則是上年年中投放三千萬包下地鐵全部3,268個月台廣告牌。當然,這種做法賺到了不少的回響,但卻不持久可行。反之,近四十萬人追踨的Facebook專頁卻一直隔靴搔癢。要知道,這一班人(撇除上述一部份只因為為反政府/反一台獨大而支持港視的人)已經是潛在客戶,再加上Facebook本身的指定目標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四千萬識得用其實好好用。反之,你會覺得(例如)黃大仙站的人流及其潛在客戶百分比,跟金鐘站的人流及其潛在客戶百分比會一樣嗎?

早前毛記電視的分獎典禮,也在地鐵賣廣告,證明傳統平面廣告仍然有一定市場。但我看到的,是朋友們從地鐵站拍下來,在Whatsapp裡互傳的照片。在過去一年,在社交媒體上傳閱有關港視的新聞,恐怕只有王維基親手送蜜瓜一則。100毛/毛記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話題在朋輩間傳閱。(有關毛記電視/樂視,下續。)

至於2000年代的資訊科技,卻是於網站本身而言。網站本身的設計,雖不至於雅虎般長期停留於Web 1.0的水平,但也許是購物網站的先天不足,整體而言仍是有點令人卻步的資訊泛濫。相對今天的亞馬遜和eBay,便簡潔得多。更甚者,網站設立開始到今天為止,仍有很多實質內容,因為網站的設計問題,而被瀏覽器的Ad Blocker過濾掉。有一個時期,連直播的頻道也(錯誤地)被過濾。如果老一輩的人不諳科技而不能網購、年輕一輩的人卻有因為對科技認識(太)多而看不到貨物的資料,那不是自己把店舖的門關掉一半嗎?

(待續)

吳克儉.三十本書.TSA(下)

(續上文

吳局長量化「一個月三十本書(、雜誌或刊物)」來衡量自己對學習的興趣或堅持,似乎是現今TSA問題的寫照。此文試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用經濟學解釋TSA的問題。

首先,經濟學不單只可以解釋有關金錢的現象,更可以推論至解釋一般人類行為。其次,制度的改變,會影響人類的行為,以該行為(的改變)是制度(的改變)底下最低交易費用的結果。某些情況下,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最低;某些情況下,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過高(或者沒有一個有效的自由市場),其他的制度便可能取締自由市場,但不論任何制度,人類的行為永遠是傾向減低交易費用。

先說一個有關Cobra Effect的故事。當十九世紀,印度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時,當時是英國政府擔心印度德里的眼鏡蛇為患,便懸賞讓當地市民捉捕眼鏡蛇。怎料來領賞的人越來越多,一經查看之下,發現當時的市民竟然開始在家裡飼養眼鏡蛇,以領取更多獎賞。養蛇的交易費用比捉蛇低,但制度改變前沒有人養蛇,制度改變後家家養蛇,這種行為的改變,便是經濟學。後來英國政府唯有取消懸賞,市民家裡的毒蛇便又被放生。傳言最後德里的眼鏡蛇數目比懸賞前還要多,不知道是否屬實。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跟學生升中的派位沒有直接的關係,卻直接影響到各間小學的內部水平和排名,造成「皇帝唔急太監急的情況」。對此說法,教育局多年一直支吾以對,但以校內的操練密度,絕對是制度影響行為的一個例子。至於教育局發出指引,要求學校不要在假期操練學生及補課,於經濟學而言,又只是一個制度的轉變。學校為求成績,自然會用其他的方法去操練學生(包括於原有上課時間操練TSA)。只是新指引(新制度)下交易費用提高,卻苦了學生和家長。

*   *   *

港台的新節目《我係乜乜乜》,第一集便講功課奴隸/TSA。最後的結果有點隔靴搔癢,但有幾點還是值得分享。

節目播出前有近萬人作答小學雞題目,只得僅過半數的人合格。由此推論出TSA過於艱深,應予以取消,似乎簡化了問題。首先,大部份問題只需要基本的推理、幾何、數學概念,成人作答結果的標準、並不一定按比例高於小學生作答的結果。其次,測驗的目的正正就是要客觀地分出被測試者的能力的高低。如果一份測驗的結果,絕大部份人都滿分,或者絕大部份人都不合格,那便是測驗本身的問題。

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是TSA設計試題時的目標,跟其他公開考試有所不同。TSA強調不用操揀,所以內容偏向基本理解能力。但在此制度下,學校必定會有相應的操練行為,所以TSA越出越刁鑽(以達至其「不用操揀」的目標),故此形成惡性循環。

這裡提出三個制度上的改變,看看預期的行為將會如何改變。先指出,三個改變皆極端地推翻整個制度,並非切實可行的方法,只用以展示經濟學的推論。

(一)取消所有公開考試。所有小學生不論校內校外成績,隨機派位到各區不同的中學(中學自行收生的權利將被剝奪)。也就如節目裡家長所期望,子女的可以按興趣安排所有課程和活動,開開心心過快樂的童年,免除操練公開考試之苦。最差的學生也可以入男拔,最好的學生也有機會進Band 3 中學(其實再沒有Band 3中學,因為每間學校的學生水準都是隨機的平均質素)。這樣(近乎共產主義)的制度,家長會接受嗎?

(二)取消所有公開考試。所有小學生的校內校外成績、品德操行、課外活動、甚至每日課堂上的表現,都成為中學派位的評該標準。這樣的制度,理論上比公開考試更能準確評核學生,但交易費用是否不切實際地高?而在此制度下,是否連吃飯行路,都會有補習班給小學生操練一番?

(三)取消所有公開考試。所有中學學位由中學自行決定收生的標準。這樣又有甚麼不好了?君不見現在某些學校或靠人際關係、或靠「面試債券」,才能有入讀的機會。走後門的技倆就快比得上祖國。取消公開考試,變成不公開的考試,學校或可開出跟學生優劣無關的條件,是給既得利益者從中獲取(不當)報酬的好機會。

在節目中,Amanda Tann三次四次強調,補習班的存在只是建基於「當地文化和教育理念」。或許是導演的功力,到最後她才露口風(或曰露馬腳),說補習班是供求的問題。對,正是因為供求的問題,她才可以大模斯樣地在節目贊成取消TSA。只要香港一直需要評核學生的水平,公開考試永遠是交易費用較低的選擇。而只要公開考試一直存在,市場上便有補習班的需求。學能測驗/TSA/升中試/會考/高考/DSE,只是換湯不換藥的necessary evil。

 

有關的士、政府、Uber、法例跟科技的分析(長文)

正反雙方都訴諸感情,抽水、嘩眾取寵的文章泛濫。但二十四小時內竟然一篇簡單的客觀分析也欠奉,唯有自己勉強加幾個注腳。利申:我是本地的士和Uber的常客。

的士行業

一更的士,扣除油錢及車租後,大概可以賺五百至八百元。即是說,工作時間一樣,但不同的客源、路徑,最後收入差幅可近四成。一個不揀客的的士司機賺五百、一個揀客的的士司機賺八百元,不單只是不揀客的司機會改變行為,而是在競爭下,揀客的司機會淘汰不揀客的司機。這是經濟學101。

多年前的舊文《搭的士看自由經濟》提及過,政府管制的士牌照及收費,但實際運作時,司機跟乘客雙方都會改變行為模式,將交易成本減到此制度下的最低點。繁忙時間加錢、塞車時揀客、午夜過後提供八折優惠,是制度下的行為。(至於為甚麼人們喜歡投訴的士加錢載客,而不讚揚他們提供八折優惠,則不得而知。)

另:我眼見有人投訴的士繁忙時間(或深宵的蘭桂坊)索價過份,但他們也許不知道,Uber也是用加價機制去平衡供求。至於兜路、毫子自動調上一元的投訴,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常搭的士。我經驗所得,現在的的士司機怕麻煩怕投訴,情願找回毫子給乘客(甚至不收毫子部份)。不過這是個別案例的爭論,不在分析之內。

如果當下的制度改變,比方說,的士收費往上調整三倍(貼近澳洲、英國、日本等地),經濟學上可以預期,司機收入增加,令入行加入競爭的動機更大,長線會淘汰不禮貌、揀客等的司機。如果政府將Uber的收費模式直接複製到的士行業,的士司機(及車種)的質素也將會非常貼近現在的Uber。至於乘客會否接受的士突然加價三倍,則不是經濟學的重點。

政府

政府相關部門有權執法,是不容置疑,不可能因為「法律追不上科技」而不執法。但執法雖要視乎現況。劏房犯法,但要是一下子杜絕劏房,那會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變成被動式執法。天台僭建是另外一例。車輛衝紅燈比行人衝紅燈的執法嚴厲也是一例。當然,殺人搶刧這些案件,這種被動執法便自然不適用。

至於政府一般做事效率低,的士司機抗議後,卻飛快地執法,確實是有點惹笑。是否有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嫌,值得細味。但各國近期積極回應Uber的合法性,卻也是實情。

說一說投資推廣署(InvestHK)。眼下攻擊他們的人,就好像把「政府」幻想成一個有血有肉,不可分割的實體。而投資推廣署、香港警察、梁振英政府等是三為一體的共同行動體。事實上,投資推廣署一直幫助Uber聯絡政府有關部門,希望可以令其業務在香港得以合法地進行。正如投資推廣署的聲明提到,「利用手機程式的訂車服務,在香港的法律規管下,有合法的經營方式和空間,但亦並非所有用手機訂車服務都符合香港法律……本署致力確保受助公司知悉其行業的法例要求」。把「政府」看作一個「左手邀請來港、右手執法調查」的朝秦暮楚個體,似乎並不合乎現實。把對政府的一口氣出在投資推廣署身上,也有點欲加之罪。

Uber 優步

Uber在各國成為焦點,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其一,在於其合法性。但Uber得以營運的模式,正正在於他們迴避了受到政府監管下的有形及無形成本。的士牌照受到規管,原意當然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而是保護消費者。印度一名女乘客指控Uber司機強姦,令德里下令禁制Uber營運。如果不幸發生於香港,輿論有會否如今天一樣一面倒?又如果Uber把香港的士完全淘汰,在沒有規管的自由經濟底下,市民如何可以應對Uber大幅加價?

其二,是香港主流媒體並未觸及的負面新聞。Uber內部有一個”God View”模式,可以看見區內所有用戶叫車的位置及接載車程去向。簡單一點說,你凌晨三點叫了Uber,你是回家抑或是到維多利亞酒店,Uber內部可以有介面知道。西方國家對Uber重視私隱的程度大感質疑,但香港似乎仍停留於Uber座駕是否比的士舒適的層面。

另一則新聞,則是Uber高層於一個「閉門(off the record)」會議裡,說他們會不惜利用黑材料對付報道Uber負面新聞的記者。高層後來認錯道歉,但要不是神推鬼擁地讓這記者爆料,這些經營策略也許不會浮現在公眾眼前。

亦有不少文章分析指,Uber並不在意個別國家的實質營運。他們只是不斷「燒錢」去尋求新客戶/新市場,從而在公開上市後收錢離場。這或許可以說明,為甚麼一家出租車手機平台公司,可以坐擁五百億美金市值——那大概是Louis Vuitton(二百八十億)加百事可樂(一百九十億)的市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便要看看Uber上市後是否另一個Groupon或者Zynga了。

法例跟科技

最後,有很多人說,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是法例追不上的話,政府便有責任修例,與時並進。

其一,法例有很多追不上社會的條文,科技進步並不是唯一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簡單如在公眾地方祼露上身——為甚麼男人可以、女人卻是犯法?複雜如同性戀、大麻合法化,則需要更多考量。就算單以科技進步一個因素而言,也有大量的衍生問題。三維印刷技術普及,你又如何阻止市民「印刷」槍械?「不誠實取用電腦」這條文已經被濫用於任何形式的罪行,政府是否應先行檢討?

其二,容許「白牌車」經營,是否法律應對科技進步的唯一選擇?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投資者買賣股票,而不用經過合資格股票經紀/經紀行,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股票交易的規管?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病人看診而不用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醫護人員的規管?如果有一天容許「白牌車」經營,除了Uber以外,更多公司加入競爭,影響路面交通、甚至其他交通工具使用率的平衡,又是否需要足夠的研究?我沒有答案,但似乎現在社會上的論述可以再深入一點,尋求更多的潛在觀點。

總結

這事情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一般訴諸感情、非黑即白的評論,竟然不乏捧場客。好像政府既然是保護既得利益者,那麼投資推廣署也必然是引君入甕的同謀。而所有的的士司機都必然是十惡不赦的大反派,那麼我們對Uber則一定要義無反顧地支持。

蘋果、三星、專利權與非自由市場經濟

蘋果跟三星有關對方侵犯自己專利權的官司打了幾年,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美國輿論比較一面倒支持蘋果,亞洲區的取態則有點模棱兩可。可是換個角度看,其實非常簡單,我私下跟幾個朋友談論過,他們都說我應該寫出來。其實說穿了很簡單,只是將張五常有關非自由市場的經濟推論下去,專利權的官司看來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先簡單說一下專利權。發明有價,但往往也需要高昂的研究、開發成本。所以你可以用商業秘密的方法來保護(如可口可樂的秘方)、也可以用專利權的方法來用法律保護。兩方法各有利弊:商業秘密可以一直保存,而專利權有時限(平均十七至廿五年);商業秘密不用公開,而專利權卻要註冊、把所有秘密詳細地記錄下來(否則別人怎知道有沒有侵犯專利?);商業秘密泄漏了就再沒有法律保障,但專利權卻可以從法律途徑追討。通常容易reverse engineer 的發明會用專利權去保護(例如手機零件)、難去reverse engineer 的發明會商業秘密保護。詳細的分析可以看家傳戶曉的《賣桔者言》。

專利權於經濟上的困難之處,在於對人類的貢獻跟對發明者的利益間的平衡。如果車輪的發明專利權無年限,每製造一輛車都要繳付高昂的專利費用給發明者,那對人類進步則是一大障礙。「舊科技」的平衡點是十七年,但新科技一日千里,兩年內沒有專利的幫助,很可能就被淘汰。

來到這裡,先跳去說一下非自由市場經濟。張五常說,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經濟。自由市場的交易成本往往最低,但非自由市場經濟下,實際運作上的交易成本也將會是該制度下最低的交易成本。幾年前一篇以香港的士為例的文章已作解釋:的士價格由政府所訂,不是自由市場、不能隨市場供求改變價格。但非繁忙時間司機設法減(八折的)、繁忙時間乘客設法加(電召的士再加「貼士」),雖然比自由市場麻煩(=交易成本較高),但在競爭下交易成本必然會降至制度下最可能達至的最低點。

自由市場是一種制度、政府干預是另一種制度、法律保護也是一種制度。蘋果、三星所用的,是一種新的交易制度--公然犯法的交易制度。

假設蘋果發明了一項手機零件,註冊了專利。三星不能在自由市場下買到這發明(蘋果可能作價數百億、或者根本不賣)、政府在這情況下不會干預自由市場、而法律只保護了發明者(因為前述有關新科技的專利期可能偏長的問題)。三星唯一的交易市場,是公然侵權(reverse engineer 對方的手機、或者高薪挖角),然後雙方派律師交手。三星也有機會有發明專利,而蘋果也可以公然侵權(不要忘記,要拿到專利權,發明的細節須要公開)。你說,律師費用、打官司的時間等等,所花的錢數以千萬計,那成本豈非十分高昂?對,但那是所有制度的組合(市場、政府、法律等)下最低交易成本的一個方法。如果他們任何一方不採用這策略,大有可能倒閉,那不是比打官司的成本更高嗎?也正因為此方法的「最低交易成本」也是如此高昂,所以才只有蘋果和三星這樣規模的公司,才能承擔使用這一方法的成本。

瑞士全民投票否決最低工資--談直接民主制如何讓選民砸自己的腳

瑞士每年四次全民投票,而剛於周日舉行的一次吸引了世界目光:瑞士人以76%票數,反對了規定全國最低時薪二十二瑞郎(約一百九十一港元)、最低月薪四千瑞郎(約三萬四千八百港元)。

這數目足以讓華爾街日報稱之謂「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資」。香港檢討最低工資水平公眾諮詢剛剛結束,職工盟時薪三十八元的建議,比起來就像是剥削工人、偏幫大財團的「小數目」。

但這個讓香港打工仔恨得牙癢癢的最低時薪,為甚麼會被瑞士人否決了呢?

首先要說明一下瑞士的政制。瑞士是少數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國家。政府或議會修改憲法、或者瑞士公民連署提出去法案,政府必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並因應投票結果立法(或否決立法)。其他國家比較普遍採用的,是代議政制。選民把選票投給理念相符的代議議員,然後由議員代表選民於議期內決策。

瑞士一年半來第三次否決就薪酬設限的議案;2012年也否決了將每年四週的有薪假期延長至六週。為甚麼呢?最表面的原因,當然是最低工資對經濟造成的潛在破壞。有關問題在經濟學上推論過無數次,在香港的影響也逐漸浮現,這裡不贅。瑞士跟香港不同的是,除了幾間知名的銀行以外,大部份製造業、農業、酒店、餐廳等其實都是中小企。換句話說,選民跟「僱主」的身份並不像香港般二元對立。反對最低工資,並不是砸自己的腳,而是幫了自己一大忙。

而揭開外層的原因,內裡亦包含了瑞士這個直接民主制的文化傳統。這些年來,他們都以擁有「全球最大的公民權」而自豪。如此一來,選民不僅跟剛才所說的僱主身份不再對立;選民跟政府的身份也有重疊的部份。選民走進政府的鞋裡,才發現長遠而言,短時間的「著數」並不一定是最好。

但這要經過數十年的教育和經驗,才能把公民訓練出這讓的政治智慧。而且這種政府的操作模式雖然對理想派的民主主義者所歌頌,但實際操作時仍不一定得到最佳的結果。由二十年前瑞士全民投票反對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反對加入歐盟、反對以歐羅取代瑞士法郎,讓瑞士於歐洲處於被孤立的位置;到近年禁止於市內修建帶有伊斯蘭教尖頂風格建築,也一直為人詬病。

話說回來,代議政制的弊處則顯而易見。最近的例子,是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最高票數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香港政治光譜上屬於自由主義的泛民議員,絕大多數贊成「同志平權」議案,涂謹申卻因為個人宗教信仰選擇了棄權。當下的輿論都認為,這是個人意願蓋過代議意願的例子。

有趣的是,香港可以實行直接民主制嗎?如果全民投票,時薪三十八元應該不難通過。但最低時薪一百九十一港元呢?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決定是否過高?

再想多一層,如果X元時薪是大部份香港人會贊成的最低工資,而Y元時薪是過半數香港人會投票反對的最低工資(一百元也好、一千元也好,假設香港人總會在某一個數目上醒過來),X跟Y之間是否可以穿連出一線可以量化的「香港人政治與民生間取捨智慧」的曲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