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的士、政府、Uber、法例跟科技的分析(長文)

正反雙方都訴諸感情,抽水、嘩眾取寵的文章泛濫。但二十四小時內竟然一篇簡單的客觀分析也欠奉,唯有自己勉強加幾個注腳。利申:我是本地的士和Uber的常客。

的士行業

一更的士,扣除油錢及車租後,大概可以賺五百至八百元。即是說,工作時間一樣,但不同的客源、路徑,最後收入差幅可近四成。一個不揀客的的士司機賺五百、一個揀客的的士司機賺八百元,不單只是不揀客的司機會改變行為,而是在競爭下,揀客的司機會淘汰不揀客的司機。這是經濟學101。

多年前的舊文《搭的士看自由經濟》提及過,政府管制的士牌照及收費,但實際運作時,司機跟乘客雙方都會改變行為模式,將交易成本減到此制度下的最低點。繁忙時間加錢、塞車時揀客、午夜過後提供八折優惠,是制度下的行為。(至於為甚麼人們喜歡投訴的士加錢載客,而不讚揚他們提供八折優惠,則不得而知。)

另:我眼見有人投訴的士繁忙時間(或深宵的蘭桂坊)索價過份,但他們也許不知道,Uber也是用加價機制去平衡供求。至於兜路、毫子自動調上一元的投訴,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常搭的士。我經驗所得,現在的的士司機怕麻煩怕投訴,情願找回毫子給乘客(甚至不收毫子部份)。不過這是個別案例的爭論,不在分析之內。

如果當下的制度改變,比方說,的士收費往上調整三倍(貼近澳洲、英國、日本等地),經濟學上可以預期,司機收入增加,令入行加入競爭的動機更大,長線會淘汰不禮貌、揀客等的司機。如果政府將Uber的收費模式直接複製到的士行業,的士司機(及車種)的質素也將會非常貼近現在的Uber。至於乘客會否接受的士突然加價三倍,則不是經濟學的重點。

政府

政府相關部門有權執法,是不容置疑,不可能因為「法律追不上科技」而不執法。但執法雖要視乎現況。劏房犯法,但要是一下子杜絕劏房,那會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變成被動式執法。天台僭建是另外一例。車輛衝紅燈比行人衝紅燈的執法嚴厲也是一例。當然,殺人搶刧這些案件,這種被動執法便自然不適用。

至於政府一般做事效率低,的士司機抗議後,卻飛快地執法,確實是有點惹笑。是否有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嫌,值得細味。但各國近期積極回應Uber的合法性,卻也是實情。

說一說投資推廣署(InvestHK)。眼下攻擊他們的人,就好像把「政府」幻想成一個有血有肉,不可分割的實體。而投資推廣署、香港警察、梁振英政府等是三為一體的共同行動體。事實上,投資推廣署一直幫助Uber聯絡政府有關部門,希望可以令其業務在香港得以合法地進行。正如投資推廣署的聲明提到,「利用手機程式的訂車服務,在香港的法律規管下,有合法的經營方式和空間,但亦並非所有用手機訂車服務都符合香港法律……本署致力確保受助公司知悉其行業的法例要求」。把「政府」看作一個「左手邀請來港、右手執法調查」的朝秦暮楚個體,似乎並不合乎現實。把對政府的一口氣出在投資推廣署身上,也有點欲加之罪。

Uber 優步

Uber在各國成為焦點,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其一,在於其合法性。但Uber得以營運的模式,正正在於他們迴避了受到政府監管下的有形及無形成本。的士牌照受到規管,原意當然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而是保護消費者。印度一名女乘客指控Uber司機強姦,令德里下令禁制Uber營運。如果不幸發生於香港,輿論有會否如今天一樣一面倒?又如果Uber把香港的士完全淘汰,在沒有規管的自由經濟底下,市民如何可以應對Uber大幅加價?

其二,是香港主流媒體並未觸及的負面新聞。Uber內部有一個”God View”模式,可以看見區內所有用戶叫車的位置及接載車程去向。簡單一點說,你凌晨三點叫了Uber,你是回家抑或是到維多利亞酒店,Uber內部可以有介面知道。西方國家對Uber重視私隱的程度大感質疑,但香港似乎仍停留於Uber座駕是否比的士舒適的層面。

另一則新聞,則是Uber高層於一個「閉門(off the record)」會議裡,說他們會不惜利用黑材料對付報道Uber負面新聞的記者。高層後來認錯道歉,但要不是神推鬼擁地讓這記者爆料,這些經營策略也許不會浮現在公眾眼前。

亦有不少文章分析指,Uber並不在意個別國家的實質營運。他們只是不斷「燒錢」去尋求新客戶/新市場,從而在公開上市後收錢離場。這或許可以說明,為甚麼一家出租車手機平台公司,可以坐擁五百億美金市值——那大概是Louis Vuitton(二百八十億)加百事可樂(一百九十億)的市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便要看看Uber上市後是否另一個Groupon或者Zynga了。

法例跟科技

最後,有很多人說,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是法例追不上的話,政府便有責任修例,與時並進。

其一,法例有很多追不上社會的條文,科技進步並不是唯一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簡單如在公眾地方祼露上身——為甚麼男人可以、女人卻是犯法?複雜如同性戀、大麻合法化,則需要更多考量。就算單以科技進步一個因素而言,也有大量的衍生問題。三維印刷技術普及,你又如何阻止市民「印刷」槍械?「不誠實取用電腦」這條文已經被濫用於任何形式的罪行,政府是否應先行檢討?

其二,容許「白牌車」經營,是否法律應對科技進步的唯一選擇?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投資者買賣股票,而不用經過合資格股票經紀/經紀行,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股票交易的規管?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病人看診而不用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醫護人員的規管?如果有一天容許「白牌車」經營,除了Uber以外,更多公司加入競爭,影響路面交通、甚至其他交通工具使用率的平衡,又是否需要足夠的研究?我沒有答案,但似乎現在社會上的論述可以再深入一點,尋求更多的潛在觀點。

總結

這事情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一般訴諸感情、非黑即白的評論,竟然不乏捧場客。好像政府既然是保護既得利益者,那麼投資推廣署也必然是引君入甕的同謀。而所有的的士司機都必然是十惡不赦的大反派,那麼我們對Uber則一定要義無反顧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