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全民投票否決最低工資--談直接民主制如何讓選民砸自己的腳

瑞士每年四次全民投票,而剛於周日舉行的一次吸引了世界目光:瑞士人以76%票數,反對了規定全國最低時薪二十二瑞郎(約一百九十一港元)、最低月薪四千瑞郎(約三萬四千八百港元)。

這數目足以讓華爾街日報稱之謂「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資」。香港檢討最低工資水平公眾諮詢剛剛結束,職工盟時薪三十八元的建議,比起來就像是剥削工人、偏幫大財團的「小數目」。

但這個讓香港打工仔恨得牙癢癢的最低時薪,為甚麼會被瑞士人否決了呢?

首先要說明一下瑞士的政制。瑞士是少數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國家。政府或議會修改憲法、或者瑞士公民連署提出去法案,政府必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並因應投票結果立法(或否決立法)。其他國家比較普遍採用的,是代議政制。選民把選票投給理念相符的代議議員,然後由議員代表選民於議期內決策。

瑞士一年半來第三次否決就薪酬設限的議案;2012年也否決了將每年四週的有薪假期延長至六週。為甚麼呢?最表面的原因,當然是最低工資對經濟造成的潛在破壞。有關問題在經濟學上推論過無數次,在香港的影響也逐漸浮現,這裡不贅。瑞士跟香港不同的是,除了幾間知名的銀行以外,大部份製造業、農業、酒店、餐廳等其實都是中小企。換句話說,選民跟「僱主」的身份並不像香港般二元對立。反對最低工資,並不是砸自己的腳,而是幫了自己一大忙。

而揭開外層的原因,內裡亦包含了瑞士這個直接民主制的文化傳統。這些年來,他們都以擁有「全球最大的公民權」而自豪。如此一來,選民不僅跟剛才所說的僱主身份不再對立;選民跟政府的身份也有重疊的部份。選民走進政府的鞋裡,才發現長遠而言,短時間的「著數」並不一定是最好。

但這要經過數十年的教育和經驗,才能把公民訓練出這讓的政治智慧。而且這種政府的操作模式雖然對理想派的民主主義者所歌頌,但實際操作時仍不一定得到最佳的結果。由二十年前瑞士全民投票反對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反對加入歐盟、反對以歐羅取代瑞士法郎,讓瑞士於歐洲處於被孤立的位置;到近年禁止於市內修建帶有伊斯蘭教尖頂風格建築,也一直為人詬病。

話說回來,代議政制的弊處則顯而易見。最近的例子,是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最高票數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香港政治光譜上屬於自由主義的泛民議員,絕大多數贊成「同志平權」議案,涂謹申卻因為個人宗教信仰選擇了棄權。當下的輿論都認為,這是個人意願蓋過代議意願的例子。

有趣的是,香港可以實行直接民主制嗎?如果全民投票,時薪三十八元應該不難通過。但最低時薪一百九十一港元呢?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決定是否過高?

再想多一層,如果X元時薪是大部份香港人會贊成的最低工資,而Y元時薪是過半數香港人會投票反對的最低工資(一百元也好、一千元也好,假設香港人總會在某一個數目上醒過來),X跟Y之間是否可以穿連出一線可以量化的「香港人政治與民生間取捨智慧」的曲綫?

問題不在於普選

近日「佔領中環」鬧得熱烘烘,甚至演變成討論的重點,反而蓋過了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佔領中環」運動連如何普選特首的方案也未有,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未制定出確實的方案,眼下說「支持」或「反對」,都是言之尚早。這問題太過顯淺,帶過便算。

香港政制上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能否普選特首,也不是能否廢除功能組別、直選立法會議員。

最重要的問題是,七百萬人當中,根本沒有人能勝任特首!

如果我的一票根本不能投給任何候選人的話,任何投票制度都毫無意義。

就當時光倒流,讓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你敢選哪一個?

你或許會說,如果制度改變的話,會有更多更加勝任的人選站出來參選特首。對,但特首並不是一個人的工作,他需要有有能力管治香港的團隊。就算梁振英那樣恨了當特首十多年,其班底到最後還是要東拼西湊。而四年後這個「制度改變下站出來」的潛在候選人跟其團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從石頭裡爆出來的。劉德華要選特首的話,民望哪怕要創歷史新高。可是他沒有他的團隊,免不了還是失敗收場(可能還要賠上他的「民望」)。所以就算普選特首的話,其潛在候選人應該是政壇上為人熟悉的人物。

可以是誰呢?

假設一:由民主派人士當選特首(例:梁家傑、何俊仁)。他們打從一開始就是政客、而非政治家。當反對黨他們游刃有餘,但卻無足夠人脈去當問責官員。而現政制下的官員,不少將會急流湧退,令政府團隊中有能力有經驗的人材更加捉襟見肘。

假設二:由建制派人士當選特首(例:范徐麗泰、曾鈺成)。他們也不見得有管理、運作政府的經驗,而更壞的情況是,激進派仍然會繼續反對政府,立法會內的膠著狀態持續,政治生態跟今時今日全無改變。對,就算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一個建制派的特首,某些反對派還是會不服,因為這樣他們要繼續做政治騷,才能鞏固他們自己的票源和議席。

假設三:其實民主派、建制派或者獨立人士當特首都沒有關係,誰開得最多空頭支票的候選人,誰就能當特首。最好是承諾年年派六千、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療保障、調高最低工資、調低最高工時、凍結水、電、煤和公共交通的加價申請、回購海底隧道、人人有樓住、再加上十六年免費教育,那就皆大歡喜,如此一百七十年來辛苦經營的資本主義制度,大概只要用十年時間便可以被福利主義制度取締。

為甚麼有這樣的問題呢?那是港英殖民時期養成了香港的陋習。英國政府委派港督,差不多全部都有管理政府或社會的經驗。而每當有重大問題,港督還可以徵詢英國政府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後來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以至外交大臣的意見。香港人樂於有外人全盤打理政府,所以二十世紀裡近乎所有人材都流向商界。而如今想突然冒出一個具領袖才能及視野的政治家,機會少之又少。

而且,英國政府跟中國政府的取態大大不同。英國政府需要管理眾多殖民地,地方政府能自治的空間愈大愈好,反正不用他們操心。中國政府卻處處積極干預。釋法已是大忌,如果特首向中國政府「徵詢」任何意見,那是破壞一國兩制的第一步,港人絕不會退讓。

那麼這個無人脈、無經驗、無後援的普選特首,就只剩下當選時的民望。用五年時間去耗掉半生積下的民望,最後卻吃力不討好,下一屆被第二個更多空頭支票的候選人取代。周以復始,直至香港人懂得玩這政治遊戲為止。

公民黨比例代表制下寶貴的一課

這次不談政治,只談統計。

1.每屆立法會選舉,靠最大餘額當選的議員數目:

  • 1998年:五位
  • 2000年:六位
  • 2004年:六位(其中一位排列第三)
  • 2008年:三位
  • 2012年:零位

2.用現行的「黑爾數額」計算餘額,陳淑莊獲得23,205票。假設用「特羅普數額」計算餘額,陳淑莊將獲得29,125票,會在平行時空裡,比王國興多出1,789票而當選。

3.用現行的「黑爾數額」計算餘額,余若薇獲得16,784票。假設用「特羅普數額」計算餘額,余若薇將獲得22,504票,比奪得最後一席的梁志祥仍要少11,273票。

4.民建聯地區直選九張名單全部當選。

如此看來,比例代表制今屆名存實亡,幾等同於多議席單票制。當然,我們看到合組名單而不夠票令排第二當選的例子(如陳淑莊)、也有分拆名單卻雙雙落選的例子(如李永達/陳樹英),故此不能就此一鎚定音。但挾著國民教育、一簽多行、梁振英的弱勢政府等勢頭,卻因為建制派懂得遊戲規則,而令個別泛民候選人變成贏氣勢輸議席的罪人,可不是大家選舉前所預期的。

See also:
從比例代表制到立法會政治騷

從代議民主到立法會二元分化

續前文《從比例代表制到立法會政治騷》。

民主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但投票是一種被普遍認同的方法以達至民主。擁有投票權的人必須具廣範代表性,例如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投票可以直接表決議題,但凡事全民投票,交易費用龐大,故大部份民主國家/地區皆用代議民主制來作較高效率的替代。擁有投票權的人選出代議議會的議員,由議員去決定各項議題的投票取向。議員未必於每項議題上都跟其選民的意向一樣,但這是代議民主制所需要作出的妥協。而如果議員不乎合其選民的期望,下一個選舉時選民就會用選票來選擇另一個代議議員。 而議會選舉制度五花八門,香港所用的比例代表制只是其中的鳳毛麟角。

香港(跟許多其他地區)議會的最大問題,就是執政黨跟反對黨二元分化。香港沒有所謂的執政黨,但有對政府題出的議題均唯唯諾諾的親建制政黨。從前早餐派、自由黨還可以手握關鍵少數票,用作跟政府談判的籌碼。但自從一九九九年夏佳理在梁愛詩的不信任動議表決時含淚離席,以抗議他當時所屬的自由黨忽然轉軚投棄權票,香港議會就逐漸失去第三種有影響力的聲音。

對,最理想的議員,是凡事都跟我的取態一樣而投票的議員。泛民事事反對、建制事事點頭,看清楚其實像小學生玩泥沙。所以我對立法會選舉如此冷淡(這是跟D小姐說的)的原因至為明顯:我們所選擇旳,無非由每個獨立(individual, 非independent)的候選人、簡化成他們所屬的政黨、再簡化成泛民/建制兩大陣營而已。我敢肯定沒有人夠膽選白韻琹出來--因為她一旦當選,其投票意向將會是一大迷團。親建制的支持者會寧願投票給勢危的李慧琼、親泛民的人則寧可支持有機會背上滅黨之罪的馮檢基。

劉健儀今屆走向直選,以「敢於say no」作號召;陳婉孄走出來大罵政府的不是,鞏固基層支持。對於議會生態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對選民而言,起碼多了一個非黑即白以外的選擇。反而民主黨被其他激進泛民候選人牽著鼻子走,只能固步自封,自政改方案後便再沒有跟政府談判商議的餘地,殊為可惜。

議會內所牽涉到的議題眾多,政制、民生、教育、經濟、基建、環保、中港關係、長遠發展,莫不重要。要選一位(一人兩票的選民可以選兩位……)議員出來代表我的聲音,差不多可算是無一勝任。

這裡只能帶出問題,卻沒有實質答案,也許就是我輩論政不從政的原因。但執筆之時記起《倚天屠龍記》裡宋遠橋的一句話:「兩義不相存,當取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