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的士、政府、Uber、法例跟科技的分析(長文)

正反雙方都訴諸感情,抽水、嘩眾取寵的文章泛濫。但二十四小時內竟然一篇簡單的客觀分析也欠奉,唯有自己勉強加幾個注腳。利申:我是本地的士和Uber的常客。

的士行業

一更的士,扣除油錢及車租後,大概可以賺五百至八百元。即是說,工作時間一樣,但不同的客源、路徑,最後收入差幅可近四成。一個不揀客的的士司機賺五百、一個揀客的的士司機賺八百元,不單只是不揀客的司機會改變行為,而是在競爭下,揀客的司機會淘汰不揀客的司機。這是經濟學101。

多年前的舊文《搭的士看自由經濟》提及過,政府管制的士牌照及收費,但實際運作時,司機跟乘客雙方都會改變行為模式,將交易成本減到此制度下的最低點。繁忙時間加錢、塞車時揀客、午夜過後提供八折優惠,是制度下的行為。(至於為甚麼人們喜歡投訴的士加錢載客,而不讚揚他們提供八折優惠,則不得而知。)

另:我眼見有人投訴的士繁忙時間(或深宵的蘭桂坊)索價過份,但他們也許不知道,Uber也是用加價機制去平衡供求。至於兜路、毫子自動調上一元的投訴,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常搭的士。我經驗所得,現在的的士司機怕麻煩怕投訴,情願找回毫子給乘客(甚至不收毫子部份)。不過這是個別案例的爭論,不在分析之內。

如果當下的制度改變,比方說,的士收費往上調整三倍(貼近澳洲、英國、日本等地),經濟學上可以預期,司機收入增加,令入行加入競爭的動機更大,長線會淘汰不禮貌、揀客等的司機。如果政府將Uber的收費模式直接複製到的士行業,的士司機(及車種)的質素也將會非常貼近現在的Uber。至於乘客會否接受的士突然加價三倍,則不是經濟學的重點。

政府

政府相關部門有權執法,是不容置疑,不可能因為「法律追不上科技」而不執法。但執法雖要視乎現況。劏房犯法,但要是一下子杜絕劏房,那會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變成被動式執法。天台僭建是另外一例。車輛衝紅燈比行人衝紅燈的執法嚴厲也是一例。當然,殺人搶刧這些案件,這種被動執法便自然不適用。

至於政府一般做事效率低,的士司機抗議後,卻飛快地執法,確實是有點惹笑。是否有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嫌,值得細味。但各國近期積極回應Uber的合法性,卻也是實情。

說一說投資推廣署(InvestHK)。眼下攻擊他們的人,就好像把「政府」幻想成一個有血有肉,不可分割的實體。而投資推廣署、香港警察、梁振英政府等是三為一體的共同行動體。事實上,投資推廣署一直幫助Uber聯絡政府有關部門,希望可以令其業務在香港得以合法地進行。正如投資推廣署的聲明提到,「利用手機程式的訂車服務,在香港的法律規管下,有合法的經營方式和空間,但亦並非所有用手機訂車服務都符合香港法律……本署致力確保受助公司知悉其行業的法例要求」。把「政府」看作一個「左手邀請來港、右手執法調查」的朝秦暮楚個體,似乎並不合乎現實。把對政府的一口氣出在投資推廣署身上,也有點欲加之罪。

Uber 優步

Uber在各國成為焦點,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其一,在於其合法性。但Uber得以營運的模式,正正在於他們迴避了受到政府監管下的有形及無形成本。的士牌照受到規管,原意當然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而是保護消費者。印度一名女乘客指控Uber司機強姦,令德里下令禁制Uber營運。如果不幸發生於香港,輿論有會否如今天一樣一面倒?又如果Uber把香港的士完全淘汰,在沒有規管的自由經濟底下,市民如何可以應對Uber大幅加價?

其二,是香港主流媒體並未觸及的負面新聞。Uber內部有一個”God View”模式,可以看見區內所有用戶叫車的位置及接載車程去向。簡單一點說,你凌晨三點叫了Uber,你是回家抑或是到維多利亞酒店,Uber內部可以有介面知道。西方國家對Uber重視私隱的程度大感質疑,但香港似乎仍停留於Uber座駕是否比的士舒適的層面。

另一則新聞,則是Uber高層於一個「閉門(off the record)」會議裡,說他們會不惜利用黑材料對付報道Uber負面新聞的記者。高層後來認錯道歉,但要不是神推鬼擁地讓這記者爆料,這些經營策略也許不會浮現在公眾眼前。

亦有不少文章分析指,Uber並不在意個別國家的實質營運。他們只是不斷「燒錢」去尋求新客戶/新市場,從而在公開上市後收錢離場。這或許可以說明,為甚麼一家出租車手機平台公司,可以坐擁五百億美金市值——那大概是Louis Vuitton(二百八十億)加百事可樂(一百九十億)的市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便要看看Uber上市後是否另一個Groupon或者Zynga了。

法例跟科技

最後,有很多人說,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是法例追不上的話,政府便有責任修例,與時並進。

其一,法例有很多追不上社會的條文,科技進步並不是唯一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簡單如在公眾地方祼露上身——為甚麼男人可以、女人卻是犯法?複雜如同性戀、大麻合法化,則需要更多考量。就算單以科技進步一個因素而言,也有大量的衍生問題。三維印刷技術普及,你又如何阻止市民「印刷」槍械?「不誠實取用電腦」這條文已經被濫用於任何形式的罪行,政府是否應先行檢討?

其二,容許「白牌車」經營,是否法律應對科技進步的唯一選擇?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投資者買賣股票,而不用經過合資格股票經紀/經紀行,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股票交易的規管?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病人看診而不用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醫護人員的規管?如果有一天容許「白牌車」經營,除了Uber以外,更多公司加入競爭,影響路面交通、甚至其他交通工具使用率的平衡,又是否需要足夠的研究?我沒有答案,但似乎現在社會上的論述可以再深入一點,尋求更多的潛在觀點。

總結

這事情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一般訴諸感情、非黑即白的評論,竟然不乏捧場客。好像政府既然是保護既得利益者,那麼投資推廣署也必然是引君入甕的同謀。而所有的的士司機都必然是十惡不赦的大反派,那麼我們對Uber則一定要義無反顧地支持。

蘋果、三星、專利權與非自由市場經濟

蘋果跟三星有關對方侵犯自己專利權的官司打了幾年,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美國輿論比較一面倒支持蘋果,亞洲區的取態則有點模棱兩可。可是換個角度看,其實非常簡單,我私下跟幾個朋友談論過,他們都說我應該寫出來。其實說穿了很簡單,只是將張五常有關非自由市場的經濟推論下去,專利權的官司看來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先簡單說一下專利權。發明有價,但往往也需要高昂的研究、開發成本。所以你可以用商業秘密的方法來保護(如可口可樂的秘方)、也可以用專利權的方法來用法律保護。兩方法各有利弊:商業秘密可以一直保存,而專利權有時限(平均十七至廿五年);商業秘密不用公開,而專利權卻要註冊、把所有秘密詳細地記錄下來(否則別人怎知道有沒有侵犯專利?);商業秘密泄漏了就再沒有法律保障,但專利權卻可以從法律途徑追討。通常容易reverse engineer 的發明會用專利權去保護(例如手機零件)、難去reverse engineer 的發明會商業秘密保護。詳細的分析可以看家傳戶曉的《賣桔者言》。

專利權於經濟上的困難之處,在於對人類的貢獻跟對發明者的利益間的平衡。如果車輪的發明專利權無年限,每製造一輛車都要繳付高昂的專利費用給發明者,那對人類進步則是一大障礙。「舊科技」的平衡點是十七年,但新科技一日千里,兩年內沒有專利的幫助,很可能就被淘汰。

來到這裡,先跳去說一下非自由市場經濟。張五常說,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經濟。自由市場的交易成本往往最低,但非自由市場經濟下,實際運作上的交易成本也將會是該制度下最低的交易成本。幾年前一篇以香港的士為例的文章已作解釋:的士價格由政府所訂,不是自由市場、不能隨市場供求改變價格。但非繁忙時間司機設法減(八折的)、繁忙時間乘客設法加(電召的士再加「貼士」),雖然比自由市場麻煩(=交易成本較高),但在競爭下交易成本必然會降至制度下最可能達至的最低點。

自由市場是一種制度、政府干預是另一種制度、法律保護也是一種制度。蘋果、三星所用的,是一種新的交易制度--公然犯法的交易制度。

假設蘋果發明了一項手機零件,註冊了專利。三星不能在自由市場下買到這發明(蘋果可能作價數百億、或者根本不賣)、政府在這情況下不會干預自由市場、而法律只保護了發明者(因為前述有關新科技的專利期可能偏長的問題)。三星唯一的交易市場,是公然侵權(reverse engineer 對方的手機、或者高薪挖角),然後雙方派律師交手。三星也有機會有發明專利,而蘋果也可以公然侵權(不要忘記,要拿到專利權,發明的細節須要公開)。你說,律師費用、打官司的時間等等,所花的錢數以千萬計,那成本豈非十分高昂?對,但那是所有制度的組合(市場、政府、法律等)下最低交易成本的一個方法。如果他們任何一方不採用這策略,大有可能倒閉,那不是比打官司的成本更高嗎?也正因為此方法的「最低交易成本」也是如此高昂,所以才只有蘋果和三星這樣規模的公司,才能承擔使用這一方法的成本。

瑞士全民投票否決最低工資--談直接民主制如何讓選民砸自己的腳

瑞士每年四次全民投票,而剛於周日舉行的一次吸引了世界目光:瑞士人以76%票數,反對了規定全國最低時薪二十二瑞郎(約一百九十一港元)、最低月薪四千瑞郎(約三萬四千八百港元)。

這數目足以讓華爾街日報稱之謂「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資」。香港檢討最低工資水平公眾諮詢剛剛結束,職工盟時薪三十八元的建議,比起來就像是剥削工人、偏幫大財團的「小數目」。

但這個讓香港打工仔恨得牙癢癢的最低時薪,為甚麼會被瑞士人否決了呢?

首先要說明一下瑞士的政制。瑞士是少數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國家。政府或議會修改憲法、或者瑞士公民連署提出去法案,政府必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並因應投票結果立法(或否決立法)。其他國家比較普遍採用的,是代議政制。選民把選票投給理念相符的代議議員,然後由議員代表選民於議期內決策。

瑞士一年半來第三次否決就薪酬設限的議案;2012年也否決了將每年四週的有薪假期延長至六週。為甚麼呢?最表面的原因,當然是最低工資對經濟造成的潛在破壞。有關問題在經濟學上推論過無數次,在香港的影響也逐漸浮現,這裡不贅。瑞士跟香港不同的是,除了幾間知名的銀行以外,大部份製造業、農業、酒店、餐廳等其實都是中小企。換句話說,選民跟「僱主」的身份並不像香港般二元對立。反對最低工資,並不是砸自己的腳,而是幫了自己一大忙。

而揭開外層的原因,內裡亦包含了瑞士這個直接民主制的文化傳統。這些年來,他們都以擁有「全球最大的公民權」而自豪。如此一來,選民不僅跟剛才所說的僱主身份不再對立;選民跟政府的身份也有重疊的部份。選民走進政府的鞋裡,才發現長遠而言,短時間的「著數」並不一定是最好。

但這要經過數十年的教育和經驗,才能把公民訓練出這讓的政治智慧。而且這種政府的操作模式雖然對理想派的民主主義者所歌頌,但實際操作時仍不一定得到最佳的結果。由二十年前瑞士全民投票反對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反對加入歐盟、反對以歐羅取代瑞士法郎,讓瑞士於歐洲處於被孤立的位置;到近年禁止於市內修建帶有伊斯蘭教尖頂風格建築,也一直為人詬病。

話說回來,代議政制的弊處則顯而易見。最近的例子,是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最高票數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香港政治光譜上屬於自由主義的泛民議員,絕大多數贊成「同志平權」議案,涂謹申卻因為個人宗教信仰選擇了棄權。當下的輿論都認為,這是個人意願蓋過代議意願的例子。

有趣的是,香港可以實行直接民主制嗎?如果全民投票,時薪三十八元應該不難通過。但最低時薪一百九十一港元呢?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決定是否過高?

再想多一層,如果X元時薪是大部份香港人會贊成的最低工資,而Y元時薪是過半數香港人會投票反對的最低工資(一百元也好、一千元也好,假設香港人總會在某一個數目上醒過來),X跟Y之間是否可以穿連出一線可以量化的「香港人政治與民生間取捨智慧」的曲綫?

任志剛晚節不保

任志剛撰寫的《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研究專論一出場,立即惹來四方八面反彈叫不。難得建制、泛民、報紙社評、民間輿論這次竟槍頭一致指著任總,單是團結香港這一功,就應該記到任總頭上。但談經濟的人多、讀經濟的人少,看罷任老二十九頁共一百零三段的文章才作聲的人則恐怕更寥寥無幾。看不出有新觀點,但任老的報告終歸是學術文章,看得出他有口難言之處。這裡就讓不才幫一把口。

聯繫匯率制度自1983 年以來沿用近三十年,簡單而言,就是政府保證可以用1 美元換取市民手上的7.8 港元。三十年前,香港只是英女皇膝下數十個殖民地中辦得比較好的一個,港幣本身並無國際地位,靠的貨幣制度是「法定貨幣」(fiat money),換句話就是政府口講為憑、並無實質的錨。要是市民對港幣沒信心的話,港幣是可以一夜變成廢紙的。及後股災及港元貶值,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爵士便想要更改貨幣制度。香港開埠初年是以銀本位作貨幣制度,但眼見美國的金本位在1971 年被打個落花流水,黃金儲備被歐洲各國拿掉三分之二,怎樣說也不會以金銀作實質的錨;英國又持續弱勢,要返回跟英鎊掛鈎並無大益處。後來彭爵士制定聯繫匯率,大家都知道了。

那麼任老建議的是甚麼?他建議的並非輿論所懼怕的fiat money 自由浮動制度(但他有論述其可能性及利弊),而是換錨、以人民幣或一籃子外幣作穩定匯率的制度(主要提倡換上人民幣)。箇中的原因並不新鮮:

1‧現在香港跟內地貿易比起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相反,香港跟美國的貿易及匯市都不如以往般重要(以比率計)。

2‧美國這幾年持續低息率、美元持續量化寛鬆及貶值,跟香港的實質經濟情況(如高通賬)脫軌。

3‧這點有趣,就是心理因素。任總第九十五段提到,自人民幣升破兌港元1:1 的關口後,「……使一些內地人心理上『貶低香港人的錢的價值』,然後『對到內地的香港人沒從前那麼尊重』……」。港人跟內地人的對立,或多或少由此而來。

其他人說不,但除了政府換屆要「維穩」一點以外,其實說不出個所然來。這裡讓我來說不。

1‧香港人現在肯追買貴樓,就是因為美國聯儲局出口術,承諾2013 年尾之前都會維持低利率政策。聯繫匯率制下要防止投機者在匯市套戥獲利,香港就要維持低息口。要是港幣跟人民幣或一籃子外幣掛鈎,銀行有空間加息,業主們不上街遊行才怪。

2‧香港已經錯過2006 年港幣兌人民幣平手時(1:1)的換錨良機。那時換錨波幅少、操作容易,而且可以挾著中國近年發展的勢頭。可惜那時候中國的外匯管制沒有現在般寛鬆,換錨也只是聞樓梯響。若果現在或未來五至十年換錨,輪到美國經濟復甦、中國經濟放緩,香港人最後還是會怨聲載道、上街遊行。

3‧是政治恐慌。跟美元掛鈎,總算是國際貨幣,美國也不會來管香港的閒事。要是跟人民幣掛鈎,香港便失去了跟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獨特性。而且港元跟人民幣掛鈎,廢港元換人民幣便只一步之遙,香港人豈不會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換錨一事,到處皆是陷阱。而廢除聯繫匯率制而改成自由浮動,問題則更嚴重--雖然那時候香港政府可以以貨幣制策穩定經濟,可是香港讀經濟的人少、談經濟的人多,自以為是的蠢人則恆如沙數。格林斯潘把厘息輪上輪落十多年,也已經夠手忙腳亂。香港貨幣制策要是落在誰手上,結局恐怕只有一鑊粥或者一鑊熟兩條路。

任老學術歸學術,文中見解道理無一不是學者風範。但社會裡如任老的高手不多,所以還是維持現有的聯繫匯率好。

See Also:
《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任志剛教授(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