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明白的一帶一路,關香港甚麼事?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及「一帶一路」四十二次之多,似乎比本地經濟、民生、政制議題更為重要。究竟「一帶一路」是甚麼?

「一帶」提指古代絲綢之路途經地所涵蓋的經濟帶,而「一路」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古時沒有海上絲綢之路之說,所以兩條路線可以算得上是勉強堆砌一起的經濟活動倡議。當然,中國政府的如意算盤並不是如此簡單,只為門面口號而堆砌不相干的路線圖。

中國致力跟其他國家發展不同的合作模式,藉此達成不同的政治意圖。中非合作論壇、博鰲亞洲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各有不同的成員國及不同的合作模式。以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為例,葡萄牙、東帝汶、巴西、維德角、幾內亞比索、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跟中國沒有直接地理、政治或經濟關係,但以澳門為引子,將葡語國家聯繫起來,卻也許是連葡萄牙自己也沒有想過的事情。

但為甚麼「一帶一路」到現在為止只有虛名,卻沒有說得出的具體內容呢?

(一)「一帶一路」最路人皆見的目標,是輸出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經濟放緩,對原料、勞動人口等的需求減少,為保持經濟增長,便要另想辦法。國內對基建的需求已經開始飽和,其他已發展國家亦沒有相關需求,剩下來最明確的目標便是中亞、南亞及東歐各國。至於跟「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內城市,也有不少的好處。長三角、珠三角的經濟,近十多年經已非常蓬勃,但內陸城市的發展差距卻跟沿海城市愈來愈大。加上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外省民工的需求減少,二線城市受到的衝擊便更大。但在國家規劃下,總不能每個城市都是人民幣離岸中心、每個城市都是工業重鎮、每個城市都興建廸士尼樂園……所以把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以及內蒙古等加入「一帶一路」,是把國內二線城市連接到國外二線國家的最佳辦法。

(二)把國內的剩餘產能用於國外基建後,就算沒有具影響力的實質運作,也可以大大增加區內的話語讙。「一帶一路」陸路途經格魯吉亞、伊朗、土耳其等,水路途經南亞轉入紅海、於埃及蘇伊士運河轉入地中海。如果此兩路上有中國參與的基建,中國政府於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南中國海、俄羅斯—格魯吉亞等議題上的爭議,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國際舞台上發聲。而受惠於「一帶一路」的其他國家,在不同政治議題上或多或少會接受中國的拉攏。

(三)最後一點,是建立一個可以隔離美國、日本等大國的政治平台。鐵路建設是美國基建上最弱的一環,而中亞跟日本則欠缺地緣政治的先決條件。相比起G20峰會、亞太經合會等,「一帶一路」可算是以中國為首,而不受到美日左右的最大規模國際合作集團。所以有輿論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可見不無道理。至於讓人民幣於區內流通,為開放自由兌換作準備,也很可能是其次要的目標、又或者是「一帶一路」成功的副產品。

換言之,「一帶一路」是為了讓國內二線城市連接到國外二線國家,並同時用以建構新政治平台的一個概括政策。

但問題是:關香港甚麼事?

(一)去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內裡明確表明「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將會依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說香港要成為「一帶一路」的集資融資平台,但香港到現時為止仍未加入亞投行。那麼集資融資從何說起?

(二)施政報告又說,香港於商貿物流、專業及基礎設施等領域具有優勢,可以成為主要商貿物流促進平台,以及幫助「一帶一路」營運和管理鐵路、機場、港口、供電、供氣等基建。但國內二線城市正面臨勞動人口過剩的問題,為甚麼「一帶一路」沿途的國家/城市不採用當地的平台和人材,而要到離岸的香港,找工資動輒三四倍的人力資源?

(三)撥款二億元讓本地專業服務業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撥款十億元讓「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建立「一帶一路」辦公室,更是徒具虛名的政策。尤其是讓「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對香港的正面影響極小,反之更似幫助中國用以向「一帶一路」國家獻媚的舉動。

退一萬步而言,香港就算不再是國際大都會,秤起來也算是一線城市。「一帶一路」扣除終站的四個西歐國家,平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概是7,400美元(註)。同期全球平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3,100美元、中國為6,900美元、香港為38,100美元。看來「一帶一路」將從香港獲得的利益,遠比反向的利益為多。國際上的商機無限,單靠低稅率自由貿易港的名銜已經足夠,為甚麼要委身於「一帶一路」?

 

註:包括塔吉克、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蒙古、南韓、俄羅斯、印尼、馬來西亞、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格魯吉亞十三國於2013年的數據(來源:維基百科)。

有關的士、政府、Uber、法例跟科技的分析(長文)

正反雙方都訴諸感情,抽水、嘩眾取寵的文章泛濫。但二十四小時內竟然一篇簡單的客觀分析也欠奉,唯有自己勉強加幾個注腳。利申:我是本地的士和Uber的常客。

的士行業

一更的士,扣除油錢及車租後,大概可以賺五百至八百元。即是說,工作時間一樣,但不同的客源、路徑,最後收入差幅可近四成。一個不揀客的的士司機賺五百、一個揀客的的士司機賺八百元,不單只是不揀客的司機會改變行為,而是在競爭下,揀客的司機會淘汰不揀客的司機。這是經濟學101。

多年前的舊文《搭的士看自由經濟》提及過,政府管制的士牌照及收費,但實際運作時,司機跟乘客雙方都會改變行為模式,將交易成本減到此制度下的最低點。繁忙時間加錢、塞車時揀客、午夜過後提供八折優惠,是制度下的行為。(至於為甚麼人們喜歡投訴的士加錢載客,而不讚揚他們提供八折優惠,則不得而知。)

另:我眼見有人投訴的士繁忙時間(或深宵的蘭桂坊)索價過份,但他們也許不知道,Uber也是用加價機制去平衡供求。至於兜路、毫子自動調上一元的投訴,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常搭的士。我經驗所得,現在的的士司機怕麻煩怕投訴,情願找回毫子給乘客(甚至不收毫子部份)。不過這是個別案例的爭論,不在分析之內。

如果當下的制度改變,比方說,的士收費往上調整三倍(貼近澳洲、英國、日本等地),經濟學上可以預期,司機收入增加,令入行加入競爭的動機更大,長線會淘汰不禮貌、揀客等的司機。如果政府將Uber的收費模式直接複製到的士行業,的士司機(及車種)的質素也將會非常貼近現在的Uber。至於乘客會否接受的士突然加價三倍,則不是經濟學的重點。

政府

政府相關部門有權執法,是不容置疑,不可能因為「法律追不上科技」而不執法。但執法雖要視乎現況。劏房犯法,但要是一下子杜絕劏房,那會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變成被動式執法。天台僭建是另外一例。車輛衝紅燈比行人衝紅燈的執法嚴厲也是一例。當然,殺人搶刧這些案件,這種被動執法便自然不適用。

至於政府一般做事效率低,的士司機抗議後,卻飛快地執法,確實是有點惹笑。是否有保護既得利益者之嫌,值得細味。但各國近期積極回應Uber的合法性,卻也是實情。

說一說投資推廣署(InvestHK)。眼下攻擊他們的人,就好像把「政府」幻想成一個有血有肉,不可分割的實體。而投資推廣署、香港警察、梁振英政府等是三為一體的共同行動體。事實上,投資推廣署一直幫助Uber聯絡政府有關部門,希望可以令其業務在香港得以合法地進行。正如投資推廣署的聲明提到,「利用手機程式的訂車服務,在香港的法律規管下,有合法的經營方式和空間,但亦並非所有用手機訂車服務都符合香港法律……本署致力確保受助公司知悉其行業的法例要求」。把「政府」看作一個「左手邀請來港、右手執法調查」的朝秦暮楚個體,似乎並不合乎現實。把對政府的一口氣出在投資推廣署身上,也有點欲加之罪。

Uber 優步

Uber在各國成為焦點,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其一,在於其合法性。但Uber得以營運的模式,正正在於他們迴避了受到政府監管下的有形及無形成本。的士牌照受到規管,原意當然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而是保護消費者。印度一名女乘客指控Uber司機強姦,令德里下令禁制Uber營運。如果不幸發生於香港,輿論有會否如今天一樣一面倒?又如果Uber把香港的士完全淘汰,在沒有規管的自由經濟底下,市民如何可以應對Uber大幅加價?

其二,是香港主流媒體並未觸及的負面新聞。Uber內部有一個”God View”模式,可以看見區內所有用戶叫車的位置及接載車程去向。簡單一點說,你凌晨三點叫了Uber,你是回家抑或是到維多利亞酒店,Uber內部可以有介面知道。西方國家對Uber重視私隱的程度大感質疑,但香港似乎仍停留於Uber座駕是否比的士舒適的層面。

另一則新聞,則是Uber高層於一個「閉門(off the record)」會議裡,說他們會不惜利用黑材料對付報道Uber負面新聞的記者。高層後來認錯道歉,但要不是神推鬼擁地讓這記者爆料,這些經營策略也許不會浮現在公眾眼前。

亦有不少文章分析指,Uber並不在意個別國家的實質營運。他們只是不斷「燒錢」去尋求新客戶/新市場,從而在公開上市後收錢離場。這或許可以說明,為甚麼一家出租車手機平台公司,可以坐擁五百億美金市值——那大概是Louis Vuitton(二百八十億)加百事可樂(一百九十億)的市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便要看看Uber上市後是否另一個Groupon或者Zynga了。

法例跟科技

最後,有很多人說,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是法例追不上的話,政府便有責任修例,與時並進。

其一,法例有很多追不上社會的條文,科技進步並不是唯一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簡單如在公眾地方祼露上身——為甚麼男人可以、女人卻是犯法?複雜如同性戀、大麻合法化,則需要更多考量。就算單以科技進步一個因素而言,也有大量的衍生問題。三維印刷技術普及,你又如何阻止市民「印刷」槍械?「不誠實取用電腦」這條文已經被濫用於任何形式的罪行,政府是否應先行檢討?

其二,容許「白牌車」經營,是否法律應對科技進步的唯一選擇?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投資者買賣股票,而不用經過合資格股票經紀/經紀行,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股票交易的規管?如果有一天,有手機程式可以替病人看診而不用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政府是否便一定要放寬對醫護人員的規管?如果有一天容許「白牌車」經營,除了Uber以外,更多公司加入競爭,影響路面交通、甚至其他交通工具使用率的平衡,又是否需要足夠的研究?我沒有答案,但似乎現在社會上的論述可以再深入一點,尋求更多的潛在觀點。

總結

這事情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一般訴諸感情、非黑即白的評論,竟然不乏捧場客。好像政府既然是保護既得利益者,那麼投資推廣署也必然是引君入甕的同謀。而所有的的士司機都必然是十惡不赦的大反派,那麼我們對Uber則一定要義無反顧地支持。

當高牆與雞蛋都不屑與你為伍⋯⋯論立場新聞之迴響

利申:前《主場新聞》博客,經朋友穿針引線下跟蔡東豪談過一次電話。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跟他說:「我文章內的政治觀點與取態未必跟你一樣。」他說:「我們幾個(即他、梁文道跟劉細良)的政治立場你應該清楚,但我們不會干涉你的文章的立場。」

就這樣過了差不多三年。由全盛時期每日只看《主場新聞》經已足夠,到過去幾個星期終於習慣了沒有《主場》的生活,又聽聞蔡東豪辭去精電國際行政總裁,到鍾沛權先生電郵告知《立場新聞》的誕生,很多人應該百感交集。

眼下民情的反彈,也許在蔡的意料之外。現在讓我也滲一腳,看看幾星期後情況何如:

  • 今天的恨、是昨天的愛。《主場新聞》曾經是本地新媒體的希望,蔡也明言想打造成香港的The Huffington Post。當天《主場》結束之時,很大部份的決定、原因、理據都是沿於蔡一人(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由希望變成失望,再加上幾個月來積下來要說的話,當然說得難聽。
  • 時間太過巧合。《主場》在佔中前結束、《立場》在佔中後開始。網站草草了事也罷,但佔中期間,《主場新聞》連一個半個Facebook更新也欠奉,對於佔中時力竭聲嘶、出錢出力的人來說,當然滿不是味兒,也會質疑《立場》往後的立場(假如再有佔中或相類的大型示威活動,《立場》會否退讓?)
  • 究竟在蔡東豪身上發生了甚麼事,令他感到恐懼?現在又為甚麼不再恐懼?如果未來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他又會否再次恐懼?很多人會說他欠了大家一個答案。我不相信這問題會有答案。
  • 鍵盤戰士總是無畏無懼,因為他們沒有甚麼東西可輸、也可能未見識過真正的politics。越站得高、跌得越重,這點我是體諒蔡東豪的。無畏無懼不是強者,懂得畏懼卻仍然站出來的才是。
  • 蔡東豪是否為錢而搞新聞,我不知道。從前《主場》我沒有想過這問題,現在《立場》以信託模式經營,對我而言關係也不大。只要有一個平台讓大家發聲,賺錢當然比不賺錢好,但這不應成為攻擊《立場》的理據。
  • 很多人說現在支持《立場》的人是蔡的盲忠、死士。我不認同。相反,我相信現在很多反對《立場》的人是針對蔡個人。《立場》還未正式營運,為甚麼同路人先打同路人?這令我想起某激進黨派的議員和支持者,打壓泛民比打壓建制派更加落力,為的卻只是選票(拉攏溫和泛民派選民比拉攏建制派選民容易)。希望這些人看到《立場》正式推出時的新聞後,才多作評論。
  • 最後,我是《主場》的博客、散場時我是被動。《立場》成立,有機會的話我也會繼續供稿、但《立場》被罵時我也是被動。要是有意見的話,可以直接指出文章內的錯處,無謂人身攻擊。
  • 蔡也應該留意一下這幾天的迴響。就算單純以政治理念或單純以商業角度考慮,現在的環境都不是最理想。

這兩個月,「無畏無懼」、「有種責任」、「勿忘初衷」等口號喊得多了,也許都真的有點忘了初衷。「左膠」一詞也被濫用了,彷彿誰不認同自己的觀點就是「左膠」。

或者大家冷靜下來,對整場運動更有好處。

補充:成文之時,《立場》 的Facebook Page 跟網站都像受到網路攻擊。我請想問一下,《立場》不能成事,誰的笑聲最響?

罷課應引佔中為鑑

又是學術時間。罷課成功與否、佔中成功與否(甚至已經有人抱著未打先輸的心態),其實我並不在乎,而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對政改的方向也似乎起不了甚麼作用。但單純以一場政治運動與另一場政治運動比較,也有點道理可以帶出。

(一)時機果斷。佔中擾攘了一年來,要佔的時候不佔,到發現塵埃落定之時,佔又變得毫無實質意義。這是我個人認為戴耀廷等被批評為「無謀書生」的主因。時間一久,代表另一方有時間去計劃、策動相應的方案。近三個月來,周融等不斷丑化和模糊佔中的概念。他們動員的人力物力,不是一時三刻準備出來的。如果以快打慢,周融之流根本不會如此礙事。「反國教」時佔領政府總部,由醖釀到發動前後還不夠一個星期,聲勢還夠不浩大嗎?此外最不幸的,是「佔中」一詞已經過了心理學和市場學上的黃金週期。大眾已經對這詞彙變得麻木甚至反感。對,大概就像你今天再翻聽十遍Gangnam Style一樣--當初再受歡迎的東西,也會有過氣的一日,這已經不關乎政治理念等因素,而是人性裡最基本的反彈。

(二)立場清晰。一年多以來,朋輩間有贊成佔中、有反對佔中,但戴耀廷等直到六月前都未有固定立場。符合國際標準、「普及而平等」原則和基本法中的「有廣泛代表性」等算是立場,但既不是選舉方案、又不是發動佔中與否的標準。直至人民力量騎劫了第三次和平佔中商討日,用小圈子投票選出三個都有公民提名的方案,讓622全民投票變得毫無意義,當中的反諷,戴耀廷等學者應該始料不及。如果學民思潮可以跟「反國教」一役中的立場一般清晰,不讓政黨叨罷課的光、也定下清楚的復課目標,反而光彩得多。

(三)行動嚴緊。跟佔中打著旗號公民抗命不同,罷課並沒有犯法。周融設立甚麼熱線、政府出來說不認同罷課,那是文革式批鬥、製造白色恐怖。他們這樣高調地回應,其一是因為他們奈何不了罷課行動、二是因為學生、軍隊和宗教信徒,是政治運動裡最容易組織起來的三類人群。如果學生們罷課後和平集會(或者到自修室、公共空間等地方「罷課不罷學」),政府必須獨立回應學生,沒有強行復課的辦法或權力,否則政府便是公然違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但如果學生們罷課後去佔中,政府相應的策略便容易得多。

很多人說中學生、大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運動。戴耀廷今年50歲、周融64歲;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56歲、三司十二局首長平均年齡58歲。如果這些人認為他們可以為十年、二十年後香港的前途表述立場,那麼中學生、大學生不是更應該為自己的未來發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