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梁天琦——「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來自Evelyn Beatrice Hall(而非Voltaire)的一句說話,表述了言論自由的最核心價值,也成就了今晚我要說的一番說話。

我並不認同梁天琦之前大部份的言論或行為。今天的他打倒昨日的他,與之前的立場劃清界線,怕且只是權宜之計。我甚至認為他(懷疑/allegedly)於旺角煽動暴動、非法集結等罪,證據確鑿、應被判刑。

但是,「我認為」在今天的前提下,不應具有任何的影響力。我認為的如是,選舉主任所「認為」的也該如是。

今天我們面對的,不是立法會選舉、不是港獨、不是選舉權與參選權,而是最赤裸裸的言論自由受到剥削。選舉主任以羅列的所謂證據,是梁簽署確認書「確認擁護《基本法》」之前的事。而所有Facebook專頁已經更新,梁亦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提及港獨或任何不擁護《基本法》的言論。選舉主任既非司法制度下的法官、亦非行政制度下的決策官員,區區一個公務員,何以能夠憑感覺去否決一個人當下的言論,並且舉一反三、去投射梁一旦當選後會否從新支持港獨?

如此說來,今年二月立法會補選,當時梁積極推動港獨,郤又可以確認參選資格,是否當時的選舉主任失職?還是梁當時的立場比現在還要溫和?抑或是何麗嫦女士你僭位越權?

如果一個人說過的話不能夠更改立場,這遊戲一直下去將會非常危險。梁跟其他被否決提名的人不同。其他候選人「用自己的方法」去闡明自己的立場,但梁寧受胯下之辱,也一心要走進立法會。現在既然不讓梁「改過自新」去確立「不提倡港獨」的立場,那麼即使梁「守行為」多四年,四年後的選舉主任仍可以以「梁於2016頭曾提倡港獨。從他過去的言論,難以信納他改變了港獨立場」來否決梁的選舉資格。如此說來,是否香港人已經喪失了改變言論立場的自由?

退一萬步來說,當中共政權於「四二六社論」已經將當時的事件定性為「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學生、工人製造動亂」,梁振英卻於六月五日刊報「強烈讉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如此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梁振英一定未停止過與中共鬥爭的立場,香港社會撕裂的現狀,正是梁振英反共的計劃之一,故應該褫奪其參選下屆特首的資格。面對此辯題,請問何麗嫦女士如何回應?

再重申一次,我不認同梁天琦的立場。他能夠出選而我又可以投票的話,也不會投票給他。但是其是而非其非,是我輩還剩下的一點基本認知。至於「無篩選」的全民普選特首云云,經此一役以後,大家心知肚明,無謂虛耗心神,去期待一些不會出現的海市蜃樓。

悼Mr. Chun

人生進入了一個年紀,就需要面對身邊人生老病死的問題。早些年有一些意外,年紀相若的朋友過世,心情當然比較沉重。人大了,事情重覆了,感覺便好像沒有太過強烈。

不過再多的事情,人始終不能變成完全地麻木。Mr. Chun只教了我一年物理課,但聽到他過身的消息,舊事還便湧上心頭。

很慚愧,到中三的時候,他才是我第一個完完全全地用英文教書的老師。一開始時,上課怕得要命,不僅要追上課堂進度、也要追上他的英文,唯恐落後於人。我還記得他喜歡用直尺在黑板上劃上筆直的線條,跟物理學上的一絲不苟有點玄妙的呼應。加上他身高六呎,又一副嚴肅的模樣,我相信當年害怕他的物理課的,不止我一個。

最意想不到的,大半個學年過去了,我跟很多同學都一直以為Mr. Chun不懂說中文。後來在陸運會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作旁述,才發現他一直在我們面前裝作聽不懂中文。課室內如是,走廊上也如是。過幾年回想起來,才明白那是誠心為學生們打算的作育手法。不過我們倒沒有因為英文差而被他駡過。他看的,是背後的推理、思維。用流利的英文答不到簡單的物理問題,他當然會責駡;用粗疏的英文答對了問題,則仍會得到肯定和鼓勵。我知道了以後,膽子好像大了一點(還是很小),物理課也變得輕鬆了,可以更專注於內容上。

後來中六拜讀了《A Brief History of Time》、大學畢業帶了《The Elegant Universe》去歐洲旅行,直到上兩個月看完了《The Martian》,才發現轉眼已過了十多年。相對今天上班、喝醉、做夢都說英文的我,很難回想那時的光境是怎樣的。在澳洲遇過的歐洲人,都說我的英文好;高中時的英文老師,在舊同學的婚宴上也說我的英文很好。但每次有人這樣說,我也難免面紅耳赤——當年全班英文最爛的可是我啊。

事隔近二十年,英文不算得上是脫胎換骨,物理學上也沒有甚麼貢獻。但第一個令我不再害怕英文的人、第一個令我喜歡物理的人,是Mr. Chun。

願主懷安息。

男拔.喇沙.聖Jo仔……

當年前一句死敵、後一句世仇,其實只是茶杯裡的風波,私底下不同中學畢業的朋友眾多,頂多間中把往事拿來說笑。

可是在本港中小學同一環境文化裡生活的學生,少則三五七年、多則十二三年,成長影響性格,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區區甘願冒上一竹篙打一船人、把個人行為概括於群體行為當中等的風險,試試略述這三間中學畢業生的特點。你可能會說:「我認識的某某於某某中學畢業,卻非如你所述。」我這裡的回應是,這絕對粗疏而(過份)簡化的個人見解、聊以自娛,並非科學論證分析。認同的人可能會會心微笑;不認同的話,跳讀下一篇便算。

男拔仔大多是理想社會完美主義者。拿第一名是贏、拿第二名便是輸。不是說他們對勝負看得重,而是從小到大,他們大概已把「獲得第一」當成理所當然的第二本能。不認識他們,很可能覺得他們很「串」,但於他們來說,這可能只是對人生的最低要求。像《音樂人生》裡的黃家正,無意冒犯別人、卻把心中那條線訂得很高很遠的,在現實中我也認識好幾個。堅持搞創作搞音樂、學德文法文,或者心裡還有一團火,想去改進社會的朋友,似乎大都從男拔畢業。或者這種嚴己嚴人的人生觀,本身已是很「串」的一個態度。不過他們既不理別人的眼光,亦不在乎現實與理想的距離,仍然全力去做想做的事情、達到自己的目標。也許這樣,才可以串得起。

相對於男拔這種「離地」的處世態度,喇沙仔便是貼地的一夥人。畢業後出來工作,遇到最多的便是喇沙仔。不是說我認識的每位喇沙仔都「周身刀、張張利」,但一理通百理明,各行各業都有喇沙仔出沒,跟貼緊世界脈搏的處世態度或多或少有些關係。再加上自小便挾著「喇沙」的名頭,故此喇吵的校友往哪裡去,都總是能發熱發亮、廣受歡迎,正牌「風頭躉」是也。那是經過多年中小學長時間薰陶而成,是自然而發的魅力,別人學不來。黃霑的情才橫溢,毫無半點鑿斧痕跡,一般的十九二十才子不能比擬。

至於聖Jo仔,除了外表以外(嘿),算得上是「世界仔」的典範。這種圓滑,跟喇沙的貼地又有點不同。你需要聖 Jo仔去離地、他們便跟你離地談紅酒;你需要聖Jo仔去貼地、他們又可以跟你談《100毛》。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正是對「世界仔」的最佳演繹。如果說,男拔仔的言行很「串」的話,聖Jo仔則是「曲到圓」,有時候在你眼前裝神弄鬼,你也可能不知道。先不要跟我說荷蘭叻,最令我敬佩的,乃是夏佳理。胡仙案於立法會離座抗議,回歸後恐怕是唯一一個曾獲得市民掌聲的親政府議員。此役卻沒有得失政府,離開自由黨後反而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當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時,引入足球比賽投注、又把烏煙瘴氣的投注站全數翻新;當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時,又推動國企來港上市,創下當時H股指數新高。(及後的環球股災,則屬非戰之罪。)至今低調退休,仍留下一個好名聲。很多朋友遵照這條路走下去,不少已經成為了其他人心目中的「人生贏家」,集齊屋仔車仔老婆仔,是無驚無險的幸福。

過了這麼多年,不知道現在的男拔仔、喇沙仔跟聖Jo仔又如何如何了。

不過這種近乎標籤化的分析,只算是半個引子,從陳可辛導演身上偷來用一下。

早年的《中國合伙人》,拍下三個好友畢業後為了改變命運,創辦英語培訓學校的改編故事。電影可以當個小故事般觀賞,但也可以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土鱉」、「海歸」和「憤青」這三類人,在開放改革下這個大舞台上的寫照。

至於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講理想」、「出風頭」、「搵真銀」,又是否三種不同類型的香港人的寫照呢?

港視.毛視.樂視(一)

批發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兩年。

香港人的記性不算是特別好。尤其是荒誕事一件接一件的時候,很多東西會不知不覺地被忘掉。獲發牌照的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至今還未開台,兩年前準備就緒的香港電視網絡卻已經轉型成網購公司。政府當年的一意孤行,今天看來更加無理。但此文集中於商業考量的分析。

很多見證過城市電訊和香港寬頻的成功故事的朋友,大多對王維基充滿信心。加上他一副跟政府/無綫打對台的姿態,獲得了不少香港人的支持,我當時也是其中一分子。不過面對港視的轉型,我仍然是抱著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態度。

首先,當年支持香港電視的人(例如Faceboo專頁「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的四十多萬人),有一部份人是為反政府/反一台獨大而支持港視。一個不傾斜建制、不親政府的電視媒體,又能打破慣性收視的壟斷,似乎是市民樂於見到的最佳結果。政府阻撓是意料中事,但轉戰網購平台,卻跟部份支持者的原意有所不同。香港電視行業,於教科書上看是寡頭市場(oligopoly ),但從實際營運上看卻是壟斷市場。網購卻是最普通的競爭市場,傳統轉型的百佳、惠康,亞洲的淘寶、樂天,美國的亞馬遜、eBay,香港人不愁沒有選擇。一個既沒有打破市場壟斷的網上平台、又不是能為市民發聲的傳統媒體,吸引力便相對大打折扣。

但香港電視最大的隱憂,是他們如何用八十年代的營商主意、九十年代的市場策劃、2000年代的資訊科技,去營運2016年的網購平台。香港電視開台初期,除了自家製作的節目之外,其他時間便充斥著「購物節目」,或稱資訊型廣告(infomercials)。根據王維基所述,購物節目於外國流行多時,在香港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購物頻道於歐美日台韓都一直存在,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頭興起過一時。當時的賣點,是打電話即時購物(請緊記那是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而正因為購物的行為實時進行,電視台亦有相關數據,分析節目內容、收視率跟購物行為的關係,即類似今天驅使行動(Call-to-Action)跟轉化率(Conversion Rate)的數據。現今網絡上的大數據盛行,曝光率、滲透度都比電視媒體好,而且網上購物比電話購物方便。王從南韓考察而得到的「購物節目」主意,似乎更適用於大氣電波中的長尾巴(long-tail)。如果一個地區有過百條電視頻道,卻又沒有足夠的劇集放映,購物節目和資訊型廣告便是極低門檻的最佳樁腳。但香港的情況,卻是需要一個實質的電視競爭對手。

九十年代的市場策劃,則是上年年中投放三千萬包下地鐵全部3,268個月台廣告牌。當然,這種做法賺到了不少的回響,但卻不持久可行。反之,近四十萬人追踨的Facebook專頁卻一直隔靴搔癢。要知道,這一班人(撇除上述一部份只因為為反政府/反一台獨大而支持港視的人)已經是潛在客戶,再加上Facebook本身的指定目標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四千萬識得用其實好好用。反之,你會覺得(例如)黃大仙站的人流及其潛在客戶百分比,跟金鐘站的人流及其潛在客戶百分比會一樣嗎?

早前毛記電視的分獎典禮,也在地鐵賣廣告,證明傳統平面廣告仍然有一定市場。但我看到的,是朋友們從地鐵站拍下來,在Whatsapp裡互傳的照片。在過去一年,在社交媒體上傳閱有關港視的新聞,恐怕只有王維基親手送蜜瓜一則。100毛/毛記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話題在朋輩間傳閱。(有關毛記電視/樂視,下續。)

至於2000年代的資訊科技,卻是於網站本身而言。網站本身的設計,雖不至於雅虎般長期停留於Web 1.0的水平,但也許是購物網站的先天不足,整體而言仍是有點令人卻步的資訊泛濫。相對今天的亞馬遜和eBay,便簡潔得多。更甚者,網站設立開始到今天為止,仍有很多實質內容,因為網站的設計問題,而被瀏覽器的Ad Blocker過濾掉。有一個時期,連直播的頻道也(錯誤地)被過濾。如果老一輩的人不諳科技而不能網購、年輕一輩的人卻有因為對科技認識(太)多而看不到貨物的資料,那不是自己把店舖的門關掉一半嗎?

(待續)

大衛芬查的變態電影世界(二)

改編劇本的發揮與限制

此文章可能含有《七宗罪》(Se7en)、《心理遊戲》(The Game)、《搏擊會》(Fight Club)、《房不勝防》(Panic Room)、《殺謎藏》(Zodiac)、《奇幻逆緣》(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work)、《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失蹤罪》(Gone Girl)以及《紙牌屋》(House of Cards)之劇透。

比較少人留意的是,大衛芬查的電影大部份來自改編劇本。《搏擊會》、《殺謎藏》、《奇幻逆緣》、《社交網絡》、《龍紋身的女孩》和《失蹤罪》都是改編自小說,而《紙牌屋》則是改編自英國90年代的同名電視劇。改編劇本拍成電影有其獨得的難處。荷里活電影的賣座公式,總有起承轉合、有明確的感情線、有動作(或爆炸/特技/飛車追逐)場面、有邪不能勝正(或某邪惡軸心國不能勝美國)的課題,大衛芬查揀選的劇本,相對起來便有點格格不入。

好像《殺謎藏》這156分鐘的電影,懸疑緝兇這唯一一個電影元素貫穿全片,感情、動作等場面極之單薄。更甚者,由於故事建基於六七十年代三藩市的連環殺人犯,而事實上該案件仍是懸案一宗。故此兩個多小時的電影,並沒有將結局推向真相大白、將壞人繩之於法的方程式的機會。《失蹤罪》裡,女主角帶給觀眾的「驚喜」,早早在全片中間便要帶出,否則後半部故事無從說起。最後來個「偽大團圓結局」,卻又有點反諷的味道。而《社交網絡》更加推向另一個極端——全劇以兩個聽證會做主幹、沒有甚麼壞蛋、沒有飛車爆破、感情線也只有兩幕交手戲。主角到最後也沒有需要來一個大徹大悟,發奮做人的經歷。

如此說來,大衛芬查可算是非愛情、非動作片裡的一流導演(而懸疑片只是其中一類)。

但成功背後,卻有兩個代價。

奧斯卡評審團情迷某類型的電影,已經是不言而喻的潛規則。故此有如基斯杜化路蘭的電影一般,就算作品如何受到大眾歡迎,往往跟奧斯卡絕緣。或者更確切一點地說,奧斯卡把次要的獎項頒給《潛行凶間》(Inception)跟《社交網絡》,卻讓《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 )那下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跟三齣電影的水準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題材,更乎合奧斯卡評審團的口味。並不是說負責配樂或音效或視覺效果的工作人員不值得表揚,但每年都把那些次要的獎項頒給大衛芬查,似乎是有心分豬肉的安慰獎。不知道大衛芬查會否在乎獎項,但如果連馬田史高西斯都等了二十六年的話,大衛芬查也許距離奧斯卡更加遠。

另一方面,改編劇本似乎暴露了大衛芬查缺乏平地一聲雷的原創劇情。不同於過往的日子,新一代的導演似乎都有建構自己的故事的能耐。基斯杜化路蘭的《凶心人》(Memento)、《死亡魔法》(The Prestige)*、《潛行凶間》和《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亞歷山大比恩的《酒佬日記》(Sideways)和《繼承大丈夫》(The Descendants);大衛奧羅素的《失戀自作業》(Silver Linings Playbook)和《騙海豪情》(American Hustle);而活地亞倫和昆頓塔倫天奴執導的所有電影,皆自己編劇。雖然導演自己編劇不代表最後的電影有一定水準,但卻可以令導演的名字更容易跟成功的電影掛鈎。大衛芬查比其他導演略遜名氣,這也許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更正:基斯杜化路蘭為此電影的改編劇本編劇。

坤哥.祖兒.Underdog

吳業坤先獲得2015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勁歌金曲獎,然後又獲得2015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和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歌曲。努力被受肯定,大家應該高興。另一邊廂,容祖兒第十度獲得叱吒樂壇女歌手金獎,也是可喜可賀。

網上有評論說,坤哥是「偽毒X」、「扮豬食老虎」呃獎;也有評論說,「又係Joey」睇到悶。當中主觀意見甚多,沒有對錯。但將兩者情放在一起看,卻可能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有些競爭有客觀標準,例如跑步計算時間、又例如專業推介叱咤十大計算播放率(是否有造馬成份,則是另一回事)。有些競爭卻沒有客觀標準,只是靠投票作準,例如區議會選舉、全民投票選美、或者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你投的一票跟我投的一票的基準可能完全不相同。你可以僅僅因為不喜歡鍾樹根而投給徐子見,你也可以因為謝安琪是你的女神而投票給她。主觀的感覺既能左右大局,「Underdog 效應」便往往起到作用。

Underdog 是處於下風的一方,維基百科翻譯成魚腩,意思似乎有點不同,這裡寧願繼續沿用underdog。Underdog這詞見於十九世紀末,早期多見於政治選舉當中。當年克林頓面對老布殊是underdog、奧巴馬面對希拉莉的黨內初選也是underdog。(這屆希拉莉聰明了一點,不再一味大賣女強人的姿態。)徐子見贏鍾樹根是underdog、連當年梁振英在唐英年面前,也只是underdog一名。Underdog的效應有多大、勝算有多高,看來並沒有絕對的答案。但群眾不論輸贏都喜愛看underdog,卻是實情。

當年我聽過對劉德華最奇怪的批評,是他獲獎從來不流眼淚。對,就算是你如何實至名歸,你也不能夠露出「實至名歸」的表情。聽到自己的名字是表現驚訝,上台致詞時咽哽難言,是一貫標準。Michael Keaton滿以為可以憑《飛鳥俠》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卻輸了給underdog,《霍金:愛的方程式》的Eddie Redmayne。Michael Keaton還給鏡頭捕捉到,宣佈得獎者前連致辭「貓紙」也掏了出來,當然是低級錯誤。

容祖兒已經拿了十年叱吒樂壇女歌手金獎,除了第一年(2003年)說過一句「今年擰左呢個獎,下年唔知擰咩獎好呢?」之外,其後獲獎再沒「驚喜」。就算觀眾不悶,她自己也可能會厭。但總不成每一年上台都喊吧。灑脫一點,學陳奕迅不出席呢?那金獎又可能要頒給別人了。反之看坤哥,激動之情更能觸動觀眾的同理心。不過連薛凱琪都總不能每屆都大喊特喊,坤哥要是真的可以靠實力去繼續贏得獎座,不知道要去到哪一年觀眾才會看厭呢?

謙虛是一回事,要一直扮作underdog去取悅觀眾,卻又是另一回事。

不是教徒,但喬宏於1996年憑《女人四十》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致辭仍是記憶猶新。「哈利路亞,感謝主。」不亢不卑,就只這麼一句話。想像如果喬宏哭得像坤哥那樣的話,卻不免有點彆扭了。

大衛芬查的變態電影世界(一)

大衛芬查的霉爛與六十後的燦爛

此文章可能含有《七宗罪》(Se7en)、《心理遊戲》(The Game)、《搏擊會》(Fight Club)、《房不勝防》(Panic Room)、《殺謎藏》(Zodiac)、《奇幻逆緣》(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work)、《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失蹤罪》(Gone Girl)以及《紙牌屋》(House of Cards)之劇透。

當別人說起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或者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時,至少說得出一兩齣成名作,然後大談有多喜歡他(們)的作品。大衛芬查(David Fincher)沒這麼幸運,對話通常是這樣開始:「大衛芬查是誰?」「噢,七宗罪我有看過。」「噢,對對對……搏擊會我也有看過。」「噢,對對對對對,奇幻逆緣很好看。」「噢,社交網絡原來也是他執導的嗎?」

於大家還會看電視的年代,大衛芬查已是個薄有名氣的MV導演。所以早期凌厲的鏡頭與剪接,不少是反映出他原有的功底。不過當他由MV導演轉型成為電影導演期間,並不是一帆風順,甚至曾經回頭執導音樂影片,以為自己再沒有機會跟大銀幕交手。

占士金馬倫拍(James Cameron)罷了一致好評的《異形續集》後,大衛芬查接手《異形第三集》這個燙手山芋,作為他的執導處女作。此片的導演、編劇、主角、製片公司全皆不咬弦,可算是電影界中的一個經典故事。大衛芬查當時一氣之下,連剪接等後期製作也沒有參與。以他第一部電影來說,擺這架子不算不大。時至今日,電影公司也中途易角,不讓他執導喬布斯為題的電影。不過當年於大衛芬查而言,算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他的堅持,亦是無可厚非。(有說Director’s Cut的《異形第三集》好看很多,可惜未有機會翻看。)

繼《異形第三集》,大衛芬查找來了想從偶像派轉型至實力派的畢彼特(Brad Pitt)、還有當時未成為奧斯卡得獎者的奇雲史柏西(Kevin Spacey)。七宗罪有多個離經叛道的元素,令當時的電影公司New Line又想阻撓大衛芬查。其中兩點,就是貫徹全片的陰沉主題,以及「壞人勝出」、「正不能勝邪」的不尋常結局。就算添布頓(Tim Burton)或者基斯杜化路蘭的蝙蝠俠系列有多黑暗,最後總是好人當道,才能夠打入主流電影市場。《魔間傳奇》(I am Legend)、《連鎖蝶變》(The Butterfly Effect)結局被改得不倫不類,或多或少都是迎合市場口味的結果。後來畢彼特、摩根費曼、大衛芬查三人均堅持要拍原汁原味的結局,《七宗罪》才叫做讓大衛芬查站穏了陣腳。

《七宗罪》上映後觀眾受落,《心理遊戲》和《搏擊會》卻沒有同樣的幸運。《搏擊會》的問題,是電影公司宣傳造勢時,把這電影包裝成動作電影。當時影評口誅筆伐,票房亦慘淡收場。及後DVD興起,《搏擊會》再一次被提及,卻在民間次文化圈裡得到非常高的評價(執筆時,《搏擊會》是IMDb上歷來最高評分電影第十位)。尤其是有關新世代的無力感(”We have no Great War. No Great Depression. Our Great War’s a spiritual war, our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及物質主義的影響力(”Like so many others, I had become a slave to the Ikea nesting instinct.”),引起了很多後續的討論。戲中特殊的攝影與剪接手法,也令觀眾有重看/慢鏡/定格的藉口(例如畢彼特的角色正式出場前,至少四次以單格植入的方法出現於失眼中的主角眼前)。故此電影落畫後,DVD銷量意外地居高不下。最後DVD的銷量讓電影收支平衡,大衛芬查也繼續執導一線電影的機會。

那是九十年代末,荷里活剛度過了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一個獨享的電影世界。年紀相近的史提芬蘇德堡(Steven Soderbergh)、昆頓塔倫天奴、丹尼波爾(Danny Boyle)、以及後來的亞歷山大比恩(Alexander Payne) 和大衛奧羅素(David O. Russell),要不已經有票房保證、要不已經有奧斯卡金人像撐腰,而大衛芬查卻仍要在商業元素、電影理念與業界評價中找尋自己的定位。後來他將偏鋒的主題跟主流的觀眾接軌,才可算是爐火純青的成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