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下的畸型社會

話說上回分析了並不存在的M型社會,但標題上說畸型社會卻一直未提及。

說了幾遍,還是要重申一次:我在經濟議題上是可以走得很右的人。那跟香港主流輿論不同。也好,別人寫過的論調,用不著我去再重複。現在花五分鐘換過角度去跟我看一下吧。

這個城市近年來愈來愈多貧富問題的爭拗。強制性公積金、自願醫療保險、全民退休保障、共用服務/公共交通工具加價,全都跟一個「錢」字有關。「住屋」問題在香港其實並不嚴重,但大多數人投訴的是「置業」問題。接下來連私營機構裁員也要政黨介入,這貧富問題其實可以不斷引申。

在去年歐美等地也有類似的示威抗議。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針對最富有的1%人,令奧巴馬近日不得不重提專向富人開刀的「巴菲特稅」。希臘則差點要舉行全民公投,去決定究竟要不要償還國債。

「錢」這字,其實只是方便生活裡各種交易的單位。農夫種菜賣錢,用錢去買其他生活用品,金錢在這情況下只是菜的替代單位。工業革命以後,差不多任何行業都可以分工合作,金錢不再是任何產品的替代單位,而是勞力的替代單位。到今時今日,像我這樣在投行工作的,賺錢的方法就是替別人賺錢,「錢」一字從此就變成了獨立的單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有(自由)市場交易。大部份物品跟服務都不足以供應所有人,因此價高者得。價格代表了自由市場交易下的勝負準則。不一定富有的人便一定贏,因為每個人對每件事物心目中都有一個不同的價。《Bill Bernbach Said》一書絕版已久,李嘉誠未必肯出$400美元買一本,但我為了這本書卻不會吝嗇這筆錢。這是經濟學本科生一年級的第一課。

綜合兩點--當金錢的原意已經被遺忘,而又在資本主義的推擁下,它已成為了社會階級一個指標。嫌我長氣也好,個收入分佈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應是正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唐英年問年輕人為何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答案也是正態分佈。這城市裡,總有一半人收入高於中位數、一半人低於中位數;總有一少撮人飛黃騰達、另一少撮人破產收場,而大部份人不過不失。沒可能所有人都做李嘉誠。

但不是所有人都而李嘉誠為目標。更多人是跟身邊的朋友或同事比較;人們不是追求「好」的生活,而是追求「比別人好」的生活。

人們寧願生活在自己月入二萬元而其他人月入一萬元的地方,也不願生活在自己月入三萬元而其他人月入六萬元的地方(Fooled by Randomness, 2001)。月入五千有他們的煩惱、月入五萬也有他們的煩惱。我們只著眼於跟身邊人比較,卻忘記了生活本質上的好壞。

二十年前(想不到我終於有資格「說舊時」),月入三萬可以好「馨香」;而今香港大學本科畢生的月入中位數是一萬元。但你會因為那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比你賺多三倍月薪的人而煩惱嗎?試想想,那時候不論你是城中首富或者是四大家族,最厲害的還只是拿著一部「大哥大」;今天香港的流動電話滲透率為201%,即平均每人有兩部手提電話——而且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競爭激烈,往往可以「零機價」帶走一部iPhone。從前在收音機聽到一首喜歡的歌,便要用卡式錄音帶錄起。現在用手機程式辨認出歌曲,在iTunes 下載了整張唱片以後,還可以放在雲端隨時播放。

這就是生活本質上的進步。蘋果你吃了我便沒有;房子給你住了我便無處容身。但科技跟知識的進步只會一直累積(除非發生全球核戰等殲滅性事件)。林寶堅尼跟Château Lafite 都是消費品,但多得科技進步,一輛林寶堅尼的成本比二十年前平了三成;而Château Lafite 近年的質量也維持在高水平。不是你錢賺多了,而是大部份產品相對而言都便宜了。那是回歸金錢的最基本定義——交易單位而已。

如此一來,撇開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用金錢來衡量社會地位、用當下的生活來跟身邊的人比較,只是這個社會製造出來的小把戲。

今晚入睡前問一下自己, 你追求的是「好」的生活,還是「比別人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