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

(舊文一篇,剪剪裁裁,聊以濫竽充數。)

一九八九年的報紙,陳百強正在派《一生何求》上台;紅館是花王特約譚詠麟演唱會。電影院一線上映的是周潤發跟鍾楚紅的《伴我闖天涯》;二線重播的是德斯汀荷夫曼既《推銷員之死》。錢嘉樂被撞破跟李麗珍把臂同遊日本;長實收市價六個幾、匯豐五個幾。

然後自六月四日起,報紙便被十多頁廣告填滿,就像農曆新年那樣。只不過將「同寅鞠躬」改為「義憤填膺」。那時候, 誰也怕站錯邊。

今時今日,八九六四已經佔了歷史上的道德高地。說錯半句話當然萬劫不復,想要理性討論也沒有餘地。

這些年,我們在吵甚麼、又忽略了甚麼?

  • 有沒有人被殺?有,影音記錄告訴我們一定有。誰說沒有是瞪著眼說謊。但被殺的是誰?有頗多不是學生,而是北京市的市民。坐在人民英雄記念碑下跟附近學生及其他支持者,在六月四日凌晨四、五時左右,在劉曉波跟軍隊會談後,安全地撤離了廣場。反而是北京市的市民聲到鎮壓的消息,漏夜趕去天安門報信,卻在外頭已經成了槍下、坦克下亡魂。
  • 政府軍隊鎮壓?很多人不能忍受政府派出軍隊去鎮壓民運學生及支持者。那是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實施戒嚴後的第三次進軍,而第一次的軍隊沒有裝備,市民任意踏上軍車阻止它們前進。第二次在六月三日凌晨,軍隊帶備了武器,可是軍人卻被群眾拖出軍車外毆打,軍車也再次被市民圍攻堵塞。結果到中午時,市民不斷地在軍隊旁唱著革命的歌曲,軍隊也只好坐在地上鬥唱著革命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就像用歌曲壓過對方就能解決事情。三令五申,翌晚凌晨後,軍隊便荷槍實彈地鎮壓,便就如大家所知的一樣了。
  • 柴玲是「走佬學生領袖」?Yes and No。五月二十八日她接受了美國記者Philip Cunningham的採訪之後,她哭喪著臉決定「走」,或者以她自己的說話來表達:「離開北京走到地下」。五月三十日她回到廣場,照她的意思是她的支持者希望她回來。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凌晨,她都在廣場。有說該段訪問被斷章取義,只強調柴玲人性中醜陋的一面。但她移民美國後,喜歡便拍一個照或者留一個言給香港支持平反六四的人,那相比起每年都堅守在維園的普羅大眾,她又算不算是「走佬學生領袖」呢?
  • 政府沒有好好跟學生對話?錯,至少他們有嘗試過。四月二十九日,一副宦官嘴臉的袁木跟學生代表對話,大打官腔,是袁木不對,而他也未有察覺到事件有多嚴重。五月十四日閰明復(他跟趙紫陽一樣是當時的改革派)等人接見吾爾開希等人(很可能因為政府需要學生撤出廣場,來迎接戈爾巴喬夫),場外的學生因為沒有現場轉播對話過程,衝擊人民大會堂,會面因此中斷(我時常在想,中國歷史就在這一天轉向)。五月十六日閰明復親自來到廣場跟學生對話。五月十八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李鵬則再次接見吾爾開希等人,雙方各不相讓,剩下的整個過程便只有吊著鹽水的吾爾開希一直破口大罵。五月十九日趙紫陽與溫家寶來到廣場跟學生對話,有影片為証。五月十九日以後,趙紫陽、閰明復等人為首的改革派已沒有實權。一個多月的日子,跟這個說好了撤、另一個又走出來說不撤,拖拖拉拉。給那些說「政府沒有好好跟學生對話」的人的問題:政府在那個時候,可以跟誰對話?

好了,區區在下心目中誰對誰錯:

  • 侯德建、劉曉波等四君子在六月二日去到廣場內絕食。當時很多人是因為侯德建這個台灣知名作曲家跟他那首《龍的傳人》,才在這幾天趕來到廣場的。四君子穿著滿身都是香港歌手簽名的《民主歌聲獻中華》T恤,一邊日夜唱著《龍的傳人》,好不熱鬧。要不是他們,廣場內就大概只剩下不願撤出天安門的學生和工人,而不會有一大群從各省市來看熱鬧的民工。(二零一一年按:劉曉波終究做了悲劇英雄,拿了諾貝爾和平獎。要是可以從頭開始過,不知道他會怎樣抉擇?)
  • 柴玲。她只是一個戀棧一剎那的權力和擁戴的普通大學生。她沒有王丹那份知識分子的認知和思考,也沒有吾爾開希那種牙齒打落和血吞的衝勁,但她那張娃娃臉說起話來就是能夠鼓動人心,讓學生心甘情願地留下來繼續抗爭。也不能怪她,那一刻又有誰能不被萬人空巷的情緒沖昏頭腦?
  • 香港人。對,香港人。華東、華南水災籌款,無可厚非。天安門廣場民運,籌甚麼款?用來幹嘛?五月二十七日,《民主歌聲獻中華》籌了一千四百 多萬元,還未計帳篷、食水等物資。我六歲的時候也捐了錢,給成報影了下來登在報紙上。可是當時有沒有人想過那些錢有甚麼用途?買大炮來攻下天安門嗎?及後 卻因為這些帳篷和金錢,原本已經意興闌珊的民運卻又再次復活。但再也不是純潔的民運。廣場內不斷出現權力鬥爭,誰搶了人民英雄記念碑上的播音器誰就是學生領袖。有些人甚至在火車站拐騙剛來到的學生和工人,然後組織起來互相襲擊。
  • 中國政府。(說了這麼多,還不是在罵中共?對,該罵的怎樣也罵不夠。)政府決定用坦克車去對付自己的國民,是失心慌、發燒上腦的老人家們才想得出來的決定。有說作決定時鄧小平被架空,我不管。中常委這麼多人一起下這個既殘忍又愚蠢的決定,任誰都不能開脫。而且六四成了這二十年來政府跟人民之間揮之不去的對立面。除了應付日本人以外,政府跟人民幾乎從沒再站在過同一陣線。他們決定把人們從天安門趕走,但留下來的陰影卻一直世代相傳下去。

那,我們要平反六四嗎?

試想想,在黨中央誰不知道只要誰站出來出面平反六四,誰便會贏得人民萬世美名?只是當年支持四二六社論跟支持派兵鎮壓的領導層仍然影響著黨的決策。所以在未能確保黨內的共識時,沒有階級夠高的人會做「平反」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事情。另一邊廂,香港有些六四被平反後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立場愈強硬、一旦平反六四後獲得的掌聲也便愈多。等了這麼多年,他們才不會放棄。(二零一一年按:可憐司徒華等不到那一天。)

而今問題在:平反過後,我們又如何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