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只是一個六歳的小孩

(標題是從區家麟那邊借來的。)

那一年,我是個如假包換的小學雞。

那春夏之間,很多示威遊行,要支持中國的青年們甚麼的。這些我懂的。 還有一個叫李鵬的官,當年懂得,應該是壞人。當天聽了到今天還記得的遊行口號,是「李鵬李鵬,你好麻煩」。

歷史不是一個日子、一個時刻所界定的。歷史更像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我記憶中事情發生的那一天,只是眾多示威遊行的一日。數天後(應該是六月七號),爸媽帶我到維園去,集會、示威、遊行仍然繼續。港大的學生正進行鮮花義賣,購買醫療物資予中國的同胞。那時候募捐箱都塞得滿滿的,義賣的學生要用間尺把錢從募捐箱口往裡擠。媽給了我一張十蚊青蟹,著我捐款。我不知就裡,還以為是間尺義賣,捐了錢便伸手要拿間尺。糊裡糊塗的一刻,被記者看見了,便成為了歷史的一個極其緲小的註腳。

初中二年級,又是那個春夏之間,是回歸前的一個月。班主任是個我們初中一年級時剛入職的老師,連續當了我們兩年班主任 。他是教中文的,但那一天,他把電視機推進班房,手中拿著一盒錄影帶。

錄影帶裡,是當年的新聞片段合集。

他語重心長地說:「過了今年,明年不知道還可不可以播這個了。今天播給你們看,播了以後我不會評論。你們自己去評價吧。」

這是我第一次從一個遙遠的空間和時間,感受到猶如眼前的恐懼和震撼。那是互聯網還未發達的年代,我相信當時班主任真的認為這些片段可能不再復見,才會決定在班上播放出來給我們看。

*       *     *

再過些年,我看了紀錄片《天安門》。

再過些年,反廿三條遊行。

再過些年,反國教。

再過些年,雨傘革命第一晚,我跟一個朋友S冒然走到核心的外圍,從美利道停車場一直竄進夏慤道。那時候最懼怕的不是眼前的催淚彈,而是怕那春夏之間的歷史將會重演——解放軍駐港總部就在咫尺,那不再是遙遠的空間和時間,而是實在的恐懼和震撼。

然後,甚麼事情也沒發生。 然後,甚麼要求也沒有達到。 然後、 然後。

歷史不是一個日子、一個時刻所界定的。歷史更像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每個人的路都不同,看的歷史都不同。

李鵬父親被國民黨處決、自己又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三起三落不在話下、還參與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從他們看的歷史,他們的路走了這麼長,才不會因為這些乳臭未乾的年輕人,而影響他們經營了大半生的仕途。

試想想,你在一間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如果有一個新入職的大學畢業生來跟你說:「嗨、你這工作不應該這樣做,讓我來示範給你看。噢、還有,這公司的制度太守舊了,我們想讓多一些新人進管理層。」你會怎樣看待?

不是要替李鵬或者任何人說好說話。只是說,當天作了決定,給他們多一百次機會,所選擇的結果都是相同——因為從他們的歷史去看,流血、是正確的決定。

現在新一輩年青人,他們看不到那些追求民主、純樸熱血的中國同胞;他們看到的,是恃勢凌人卻又玻璃心的強國蝗蟲。所以他們不關心中國、他們不關心平反 ——因為從他們的歷史去看, 獨立、是正確的決定。

梁振英、林鄭月娥他們看到的歷史,自然跟我們不同。所做的決定,也跟我們不同。我們不懂他們、他們也不懂我們。

*       *     *

我跟那朋友S近日談起雨傘革命第一晚。他說, 雨傘革命是他生命裡面一個最大的轉捩點。

「甚麼轉捩點?」

「 雨傘革命後,我對香港死了心。」

朋友D問我,為甚麼修訂逃犯條例,很多人好像漠不關心?我答,這些人對香港死了心 。

對,自中英談判以來,香港人便沒有話語權。遊行示威只是擺擺姿態,十之八九不了了之。那極少數的一二次,政府貌似讓步,換湯不換藥,收到指示要做的,過了勢頭之後,還是要做。所以修訂逃犯條例能否通過,其實關係不大。肖建華跟隨身保鑣當年在國金商場平台回來散步,也不敢離開四季酒店太遠,到最後還是人間蒸發。

遊行示威不成、佔領不成,暴動我們學不了、輸不起,制度殘缺的立法會也用上了DQ一招。也好,2016年以後,我連選民登記都註銷了。

還能做甚麼呢?用手投票不成、便用腳投票。香港人不是聖人烈士,才不要跟我們說甚麼鬱金香革命、甚麼阿拉伯之春。移民是香港人的強項,反正十多年前已經預演了一次。 這是行為上、本質上的死心。

歷史不是一個日子、一個時刻所界定的。歷史更像一條很長很長的路。每個人的路都不同,看的歷史都不同。有時候走得遠了,回後再看也不同。

但這是我一次向前看,看到歷史。

香港在一直在走下坡、而在最低處等著我們的,是一條掘頭巷、死胡同。

對不起,六歳的我、十四歳的我、二十歳的我。你們那個時候看得見的希望,現在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