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全民投票否決最低工資--談直接民主制如何讓選民砸自己的腳

瑞士每年四次全民投票,而剛於周日舉行的一次吸引了世界目光:瑞士人以76%票數,反對了規定全國最低時薪二十二瑞郎(約一百九十一港元)、最低月薪四千瑞郎(約三萬四千八百港元)。

這數目足以讓華爾街日報稱之謂「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資」。香港檢討最低工資水平公眾諮詢剛剛結束,職工盟時薪三十八元的建議,比起來就像是剥削工人、偏幫大財團的「小數目」。

但這個讓香港打工仔恨得牙癢癢的最低時薪,為甚麼會被瑞士人否決了呢?

首先要說明一下瑞士的政制。瑞士是少數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國家。政府或議會修改憲法、或者瑞士公民連署提出去法案,政府必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並因應投票結果立法(或否決立法)。其他國家比較普遍採用的,是代議政制。選民把選票投給理念相符的代議議員,然後由議員代表選民於議期內決策。

瑞士一年半來第三次否決就薪酬設限的議案;2012年也否決了將每年四週的有薪假期延長至六週。為甚麼呢?最表面的原因,當然是最低工資對經濟造成的潛在破壞。有關問題在經濟學上推論過無數次,在香港的影響也逐漸浮現,這裡不贅。瑞士跟香港不同的是,除了幾間知名的銀行以外,大部份製造業、農業、酒店、餐廳等其實都是中小企。換句話說,選民跟「僱主」的身份並不像香港般二元對立。反對最低工資,並不是砸自己的腳,而是幫了自己一大忙。

而揭開外層的原因,內裡亦包含了瑞士這個直接民主制的文化傳統。這些年來,他們都以擁有「全球最大的公民權」而自豪。如此一來,選民不僅跟剛才所說的僱主身份不再對立;選民跟政府的身份也有重疊的部份。選民走進政府的鞋裡,才發現長遠而言,短時間的「著數」並不一定是最好。

但這要經過數十年的教育和經驗,才能把公民訓練出這讓的政治智慧。而且這種政府的操作模式雖然對理想派的民主主義者所歌頌,但實際操作時仍不一定得到最佳的結果。由二十年前瑞士全民投票反對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反對加入歐盟、反對以歐羅取代瑞士法郎,讓瑞士於歐洲處於被孤立的位置;到近年禁止於市內修建帶有伊斯蘭教尖頂風格建築,也一直為人詬病。

話說回來,代議政制的弊處則顯而易見。最近的例子,是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以最高票數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香港政治光譜上屬於自由主義的泛民議員,絕大多數贊成「同志平權」議案,涂謹申卻因為個人宗教信仰選擇了棄權。當下的輿論都認為,這是個人意願蓋過代議意願的例子。

有趣的是,香港可以實行直接民主制嗎?如果全民投票,時薪三十八元應該不難通過。但最低時薪一百九十一港元呢?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去決定是否過高?

再想多一層,如果X元時薪是大部份香港人會贊成的最低工資,而Y元時薪是過半數香港人會投票反對的最低工資(一百元也好、一千元也好,假設香港人總會在某一個數目上醒過來),X跟Y之間是否可以穿連出一線可以量化的「香港人政治與民生間取捨智慧」的曲綫?